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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金融银行论文 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袁进明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广东广州 510120） 摘要：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以GDP缩减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研究了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得到以下结论：货币、投资、房价上涨与GDP缩减指数显著正相关，就业和出口与GDP缩减指数显著负相关。建议央行货币政策应把房地产价格明确纳入调控目标，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地区和市场阻隔，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向城市的集聚，因市场规模效应而显著的降低生产和流通环节中的成本，缓解通胀压力。 关键词：通货膨胀；成因；省级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5－0014－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5.03 2015年6月份以来，猪肉价格“疯涨”，几乎“一天一涨”，其他食品价格也在上涨，由于猪肉价格在CPI中的权重超过10%，通货膨胀再次显现。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通货膨胀周期以来，已发生3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与改革开放以来前两次通货膨胀的特点相比较，本轮通货膨胀还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巨幅上涨。中国老百姓现在是拿着世界上仍然靠后的收入，却承担着堪比纽约、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的物价和房价水平。 “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油你涨”、“苹什么”等流行词汇充分反映了人们在高通胀背景下的世间百态。新常态下，控制通货膨胀关系到经济增长是否真正的让老百姓受益、是否能够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是否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的重大社会发展目标。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旨在梳理关于通货膨胀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和治理对策。 一、研究文献关于通货膨胀成因与治理的相关观点 梳理最新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治理的文献，主要形成了5种研究视角和代表性观点：（1）货币与信贷观点。黄益平（2010）等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给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因素[1]；杨继生（2009）认为流动性过剩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并且主要根源是准货币的膨胀[2]；赵昕东和耿鹏（2010）、王君斌（2010）均证实货币冲击导致通胀[3-4]；曹协和（2010）等认为央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操作模式存在货币供需缺口错配现象，形成通胀压力，治理通胀的主要措施是管货币、控信贷[5]。（2）金融资产观点。张晓慧（2010）等认为资产、资源性产品因供给弹性小容易引发金融投机导致价格大涨，而一般竞争性产品因供给弹性高即使在需求膨胀的情况下也难以出现价格的持续上涨，呈现资产、资源先上涨，CPI滞后上涨的结构性通胀特征[6]。李腊生（2010）等发现股价上升助推物价上涨[7]；黄益平等（2010）也发现股价和房价均是通胀的格兰杰原因，且不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因此，控通胀首先应抑泡沫。（3）国内供需观点。Nathan Porter（2010）的实证研究发现成本压力对生产者价格指数和非食品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影响最大，国外需求的影响次之，国内需求和货币政策变量的影响很小[8]。Carolina Os- orio and D. Filiz Unsal（2011）基于GVAR模型，通过对亚洲国家的实证研究，认为中国通货膨胀主要受到国内供给冲击的影响，但近年来需求因素的影响在增大[9]。张文朗和罗得恩（2010）重点研究食品价格指数上涨的原因，其实证结果发现食品价格上涨的因素中，需求压力大于供给因素[10]。范志勇（2008）、赵昕东和耿鹏（2010）也强调需求拉动助推通胀的重要作用，控通胀的总体思路是降需求、增供给[11]。（4）全球化观点。国际食品价格和原油价格上涨推升了国内物价水平[12]；FDI通过国际收支、国内投资、货币供应量和国际贸易等因素引发通胀[13]；外汇储备通过货币供应量引起通胀压力，但由于央行对冲操作，其效应很小[14]。治理通胀的主要措施是人民币升值，发挥“防火墙”作用，以隔离外部因素对国内物价的冲击。（5）财政与制度成本观点。许雄奇和张宗益（2004）发现1978—2002年中国的财政赤字水平和通货膨胀互为因果关系，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财政现象，在我国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影响通货膨胀水平[15]。赵文哲和周业安（2009）认为政府间竞争导致财政支出膨胀和转移支付增加，进而导致总体政府支出增加和赤字规模增加，进而产生更高的通胀[16]。胡学勤和李巧云（2011）认为政府税费成本和流通环节成本过高，导致物价居高不下，因此，紧财政、减税费是治理通胀的重要措施[17]。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主要有货币与信贷、国内供需变化、金融资产泡沫、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