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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河流域合作成因剖析及前景展望 　　[摘 要]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机制（以下称“中俄两河流域合作”）的形成意味着一种新兴次国家政府国际交往模式的出现。通过非毗连次国家政府群国际合作视角，本文认为中俄两河流域合作的形成来自于其合法性、必要性的支撑。对于未来发展而言，两地区应重视合作可行性方面的现存问题，在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与运行机制上加强建设。 　　[关键词]国际合作；次国家政府对外交往；中俄两河流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1 ― 0075 ― 04 　　2013年5月，中俄两河流域合作地方领导人圆桌会议在武汉成功举行，标志着中俄两河流域合作机制的正式建立。尽管其从公开设想到正式建立仅用了一年，但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对外交往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这种对外交往模式，既不像友城关系仅仅是一对一的合作，也非以往的区域合作，以地理的毗连关系为主要合作依据。这一非毗连区域性国际合作为何能够建立，且如此受中央政府重视？笔者认为，对该问题的解答需要对次国家政府国际合作进行了解。 　　一、非毗连次国家政府群国际合作及其成因 　　1.非毗连次国家政府群国际合作 　　次国家政府国际合作是指由次国家政府进行的，基于各方在一定领域内利益和目标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为实现自身一定利益目标而进行的不同程度的协调与联合。①这里的次国家政府是指“那些只在一国局部领土上行使管辖权的政府，即所有在国家层次以下的各级政府”。〔1〕这是当前学界对于次国家政府对外交往研究较多的领域，学者们提出了繁多的次国家政府对外交往理论模型。②但笔者认为其大多存在一个问题，即对于次国家政府对外交往理论的单一主体前提假设。在此假设影响下，上述理论模型基本忽视结构对次国家政府对外交往的影响。这就造成了现有理论难以合理解释以中俄两河流域为代表的多主体共享同一合作平台的合作模式。由此，笔者根据中俄两河流域合作现象，提出了非毗连次国家政府群国际合作的概念。 　　非毗连次国家政府群国际合作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界定。非毗连是指两大合作群之间并不存在地理上的临近性。次国家政府群国际合作则是指由多个只在一国局部领土上行使管辖权的政府所构成的所在地区的集体行动体系主导的，基于各方在一定领域内利益和目标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为实现自身一定利益目标而进行的不同程度的协调与联合。 　　需要说明的是次国家政府群主要强调在次国家政府对外交往基础上增加对结构的重视。次国家政府群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包含着结构与单元两个层次。〔2〕单元指的是单一次国家政府；结构则指次国家政府构成集体行动体系时所采取的排列组合方式。单元的排列组合是体系能够被视为整体的重要一步，但次国家政府群并非是一种全方位固定化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因而，次国家政府群所采用的排列组合方式应是根据不同情势所作出的灵活设计。 　　2.非毗连次国家政府群国际合作的成因 　　对于非毗连次国家政府群国际合作为何能够存在，笔者认为可以从其存在的合法性、必要性与可行性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1）合法性 　　非毗连次国家政府群国际合作的合法性主要是基于不同政治结构形式下次国家政府本身对外交往与国际合作的合法性。从宪政制度的设计上看，外交权作为主权对外属性的重要体现，一般都被划归为国家层面政府的权力。所以，无论国家结构形式如何，各国宪法都未授予次国家政府广泛的对外交往权力。在单一制国家中，宪法明确规定外交权由中央政府所有。在联邦制国家中，其宪法对于外交权论述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明确规定外交权完全归属联邦政府、明确规定联邦成员不可进行的外事活动、明确规定联邦成员可以进行的外事活动、不作任何区分。〔1〕虽然宪法将外交权归属于国家，但宪法也没有绝对禁止次国家政府开展外事活动，而这就为次国家政府对外交往与国际合作留有可变通的余地。 　　同时，由于国家所面临挑战的改变，国家也开始对自己的职能进行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联邦政府与联邦成员之间开始出现了权力的下放与转移。一般而言，被下放的权力与职能主要是对内功能，然而由于内政与外交的不断交织，逐渐有部分外事权力开始下放到地方政府，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与经济职能相关的外事外交权力。虽然从性质上来说，这些权力的所有权依然属于国家，但就具体细节的决策与执行而言，其是属于次国家政府的。次国家政府可以在国家层面的指导下，在不违背国家宏观政策的前提下，开展对外交往与国际合作活动。上述两个方面形成了次国家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有效法理基础，为其活动提供了合法性。 　　（2）必要性 　　对于必要性讨论主要从国家政府与次国际政府参与这一模式的动机入手。对于国家政府来说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