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州县细故案件审理法律史重构.docVIP

明清州县细故案件审理的法律史重构-历史论文 明清州县细故案件审理的法律史重构 摘 要：明代中期里老人理讼制崩解后，呈控州县的细故案件激增。为适应此变化，清代州县细故审理逐渐形成和解优先的做法，州县官通常促使或命令当事人寻求调解，由此形成多元的结案形式，批词和判词外，息呈、销呈、保状、甘结等均是重要的结案形式。批、判词重给“说法”，也即辨明是非，与和解并不矛盾。细故审理受传统契约的约束力影响，大多数产权归属和交易类案件，可以转换为契约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工作，结论具有可预测性。但因无确定规则可资援引，存在同类案件在不同地方裁判不一致的现象。身份及与身份相关的财产类案件，因有律例可以参照，裁判通常具有一致性。但并无必须援引律例的限制，对于参照律例不合适的，州县官会结合情理下判。 关键词 ：明清 细故 审判 调处 情理 一、概念和背景 （一）“细故”与“重情” 清代司法中依案情轻重分“重事”与“细故”两类。“重事”或“重情”案件的审判，主要适用律例、则例、成案等，包括各种司法技术的运用过程；“细事”或“细故”案件，也称自理词讼或自理事件。因明清时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法典，也没有编纂意义上的民事习惯法，此类案件的审判不以成文法为中心，主要参照律例、地方法规、民间规约、道德习俗等，明确事实，辨明是非，并在州县官职权范围内予以审判和惩罚。“细故审理”不等于“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在现代法中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相对立，目的是保障公民的民事权利。“细故”与“重情”的分类则是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以递进关系为分类标准。其中，重情指有严重的罪行或后果严重的案件，相当于较严重的刑案。细故指不涉犯罪的纠纷，含轻微的刑案和户婚钱债田土纠纷，涉案行为是非罪、介于罪与非罪之间、轻微罪等。但若对细故处理不慎会激化矛盾，甚至酿成人命。 细故与重情的区别基于古老的人性观和政治理论。自孔子以来，理想的政治治理手段分为“德、礼、政、刑”。政、刑是君子治理小人的手段，刑是最极端的手段，针对“冥顽不灵”的凶恶之徒。犯罪的人不一定内心邪恶，但随着佛教传人，“罪”与“恶”的含义趋同，典型表现是《北齐律》中的“重罪十条”，在隋文帝时改名为“十恶”。把罪人等同于道德上的恶人，这种观念至今仍在发生影响。 重情和细故中的当事人有本质区别，重情案件中的罪犯是凶恶之徒，需要施以严厉的刑罚，把罪犯从正常社会中隔离出去。细故案件则是良民之间的利益之争，双方或一方当事人可能有过错，但仅需申斥和教育即可，最多施以笞杖以示惩儆，之后这些当事人又会回到原有的社会中。正是基于区分不同性质的当事人，决定了两种案件适用不同的程序。 重情和细故的分类，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罪与非罪的区别。认定标准是复杂的，不乏难以界定的过渡情形。 （二）“断狱”与“听讼” 审理重情的程序称“断狱”或“断罪”，清代刑案的定罪量刑适用《大清律例》，州县官审理完刑案后必须“拟看”，即提出罪名和量刑的意见。“拟看”的法律文书又称“看语”，看语不即时生效，也无需向当事人宣布，可视为各级衙门的结案文书。看语经逐级详报，直到获得最终定谳权的上级衙门的批准。其中，徒刑由督抚核准，流刑至刑部核准，人命重情案件须由督抚具题至皇帝，并咨刑部。除立决外，其余人命重情各犯汇入秋审或朝审。现在一般用“逐级审转复核制”来描述清代的刑案审理程序。 审理细故则称“听讼”或“听审”。明清时期州县审理细故的结案文书有较大变化，下文再详述。如果说，“断”表达了较强的主动性，“听”则相对而言是一种被动和中立的态度。听讼不是去“发现法律和正义”，而是“息讼”或“无讼”。传统道德讲求“重义而轻利”，兴讼是求“利”，无“义”可言。不过，古人仍然承认“各得其所”的正当性。按罗马法的理解，“正义”就是指各得其所。但是，“各得其所”在古中国和古罗马的地位不同，在古罗马的法律观中，“各得其所”是法律的最高价值；而在古代中国的法律价值观中，“各得其所”具有正当性，但不具有最高价值的地位。 细故审理以息讼为目标，审理方式和结案形式是多样的。判词不是清代州县听讼的唯一结案形式，更多时候，批词、息讼呈词、销案呈词等均可作为结案文书。南部县档案中，“有些案件虽然有判词，但当事两造通过自行协商变通执行，这种变通执行往往能够得到知县的支持”。这种“变通执行”也可视为判词与和解相结合的结案形式。南部档案呈现的结案形式多元化现象，与清代宝坻、巴县、淡新等档案以及传世批判牍是相互印证的。滋贺秀三的“教谕式调停”( didactic conciliation)概念，较为接近清代州县听讼的特征。 但是，黄宗智为了反驳滋贺氏的观点，致力于证明：(1)“《大清律例》包含了大量民事规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