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主义剖析框架下对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演化机制剖析.docVIP

历史制度主义剖析框架下对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演化机制剖析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214（2016）07-0088-02一、引言：探寻中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和未来走向 　　毋庸置疑，在学校教育中课程是教育活动的中心。课程制度作为相关部门制定的所有教育人员全体遵守的规则体系，有着规范和保障学校课程开发、课程规划、课程实施、课程管理、课程评价的多种作用和重要意义。从1962年第一份英语教学大纲出台以来，教育部发起的多次面向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层面的英语改革，特别是推行多项举措改革在政策推行中暴露诸多问题的大学英语。大学英语长期被人们所诟病“效率低下”“费事低效”等，在笔者看来，这些期望与事实不符的批判最终都指向了大学英语的功能指向这个问题。大学英语教育的功能到底应指向简单基础的通用英语、分门别类的专业英语、还是强调文化理解的通识英语？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每一时期出台的政策文本中，诺思[1]说过，“历史至关重要，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才可以被理解”，因为前一阶段的事总会对后一层面产生影响，尤其在制度层面上，参与制度博弈的主题总是倾向于从历史之中寻找依据，因为历史之中包含了过去经验的积累，又恰如韦伯所言的传统型权威一样，很多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历史。所以笔者选择从政策文本入手，通过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角来认识和分析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所走过的每一步，分析每次课程制度变革的深层动因与历史局限性，进而做出有理有据的制度创新建议。 　　二、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假设 　　任何改革都是一系列制度的重新调整。因此，大学英语课程制度改革其实质是课程制度的变迁。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每次这种变迁显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大环境、制度内源性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么，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的轨迹是什么？其内在逻辑又是什么？ 　　如果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学英语制度的第一次改革不是始于1978年，而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从这时起，我国的大学英语制度开始了探索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个“冲击-调整-适应”的过程，至今我们迎来了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发展的另一个繁荣期，显然，在解释和预测我国大学英语制度的演化上，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以我国大学英语制度变迁的演化机制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各种课程政策文本，对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作一个比较完善的考察，试图联接历史与现实。为更好得解释其变迁原因，本文提出三个基本假设： 　　1.大学英语课程制度遵循“挑战-应战”模式，只要存在外部挑战，内部的制度安排就会做出调整；行动主体早期主要为政府，现今为各一流高校； 　　2.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随历史情境渐次展开的过程，课程制度如何演化取决于利益主体―早期为政府、后期为政府和各高校，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改革的过程，达到当前目的需求即是当时呈现出的课程制度； 　　3.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现象，无效率的课程制度可能长时期德保留下来，例如某些高校至今存在着的无差别的对学生的基础英语课程教学。但从长远的课程制度变迁来看，只有高效率的课程制度会被保留下来，而那些低效的课程制度最终会被淘汰。 　　三、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轨迹和动力机制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时间序列法制度变迁的三个阶段与制度断裂点的分析角度入手，本文首先以明确的政策出台为关键节点，以宏观的历史背景下的历史事件为阈值效应分析，尝试对我国从1964年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的地位后对大学英语课程制度的进程进行划分。 　　在大学英语课程制度的演化起点确定后，接着我们要确定一些在这整个制度变迁链条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时间点，即历史制度主义所谓的“制度断裂点”，也可以用关键节点来表示。很显然，1979年、1986年、1999年、2007年都是这样的关键节点。在这些时间点上所发生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大学英语制度变迁的轨迹，形成了一种“制度断裂”，很长时间内影响着后续的制度变迁。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分析，结合中国1964年以来的历史背景，本文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964-1978、1979-1986、1986-1999、1999-2007、2007年至今，并将这五个时段命名为“萌芽期”、“探索期”、“强化期”、“缓慢发展期”与“多元发展期”。 　　我国的大学英语制度变迁基本上与我国的宏观发展战略需要变动一致，政治经济变迁中的关键节点也往往成为教育制度变迁中的关键节点，可这不意味着大学英语课程制度变迁只因为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因为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