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毁损淆乱原因浅述.doc

古籍毁损淆乱原因浅述 　　我国古籍之多，常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而古籍中存在的毁损、淆乱现象之复杂，却难以用恰当的词语来描述。戴震以《永乐大典》所引《水经注》 校近刻本，发现近刻本缺漏者2128字，妄增者1448字，臆改者3715字 [1]。近人章钰以宋本及他本《资治通鉴》校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得胡刻本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其中脱文2520余字，关系史实尤大[2]。笔者在考察古书毁损淆乱现象的基础上，寻究出下列原因。 　　 　　一、天灾兵燹 　　 　　天灾兵燹是指自然（如风吹、日曝、水浸、火烧、虫蛀）和战争等因素。风吹、日曝造成石刻文献字迹残缺或是模糊不清，如战国时期秦刻石鼓文（十个，约700字），长期曝于荒野达1300多年，唐宋时字迹已有剥落，北宋欧阳修见到时仅存465字，清乾隆时已减至310字，现存仅272字，残缺得已难以诵咏[3]。位于杭州三茅观古园内的青衣泉，刻有距今已一千多年的唐代石壁题记，上书“唐开成五年南岳道士邢令闻钱塘县令钱华道士诸葛鉴八分书”二十六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发现时字迹清晰可见，由于自然侵蚀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岩石风化剥蚀，题记现在已漫漶难辨。刊刻于正始二年三月的魏正始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的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可惜自晋永嘉之世始，屡经崩坏废毁，至唐贞观中已十不存一[4]。 　　战火不仅使生灵涂炭，而且使人类文明毁于一旦。《隋书?牛弘传》载隋文帝开皇初，秘书监牛弘上书建言广开献书之路时，曾列举书遭五厄： 　　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p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这些厄难，使文献典籍大部分毁失，残留的一些亦凌乱不堪，不经整理，难以卒读。 　　 　　二、政治使然 　　 　　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巩固，控制舆论，障人耳目，往往从文献入手，大肆禁毁。如秦始皇听信李斯谏言，欲堵儒生之口，焚书坑儒。焚余之儒经散乱，造成今古文篇章文字的极大差异，导致学术界经久难息的今古文之争。唐五代图书除毁于战火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毁于禁令。《唐律疏议》卷九《职志》中明确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宋代太宗、真宗也曾相继下发禁书诏令，禁止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乾隆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时，严令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审查，凡遇有“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之作，便大肆焚毁或窜改，致使数千种古籍被弄得面目全非。 　　除大规模的禁毁外，还常有一书一文的窜改，如乾隆四十六年图明阿的一份奏折即可说明这一问题。其奏折说：“奴才图明阿跪奏，为恭录勘办剧本，进呈御览事。窃照查办剧曲，昨奴才拟请凡有关涉本朝字句，及宋、金剧本，扮演失实者，应遵旨删改抽挚，另缮清本，同原本粘签进呈；其余曲本，有情节乖谬，恐其诳惑愚民者，亦照此办理……” [5]如此以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他们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掩盖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6] 　　在王权威严的封建时代，文献典籍往往是迫于政治压力而改，否则著者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明太祖开国之初就大兴文字狱，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人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则”与“贼”同音），明太祖认为是骂他做过贼，一概处死。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法坤”被读为“发髡”，“藻饰太平”当作“早失太平”，作者也被处死。清代对文献的禁毁更是超越前代，单是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庄廷?x《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