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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的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引言 　　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关系紧密。Qian and Roland(QR，1998)指出，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有助于克服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并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在他们建立的模型中，分权是外生于整个经济博弈体系的，也即他们并没有说明分权产生的原因。Tanzi(2008)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将越来越大。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能够更好的满足当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活质量远不是货币收入这么简单，休闲环境和公共措施(amenties and services)对居民生活质量更为重要，而这些需要当地政府去提供，这就必然带来地方政府权力的加大。Tanzi(2008)的分析实质上已表明了分权内生于经济系统。 　　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在收入分配上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①的战略性原则。财政分权作为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制度，必然决定于这一战略性原则。1994的分税制改革，正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引下，为确立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的再分配体系而进行的双主体税制模式改革措施。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包括“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一再重申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由此可见，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是内生决定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战略性原则的，因而其效应亦必然受到这一战略性原则的影响。将分权简单的视为外生变量，然后去探讨财政分权政策的改革问题，是不太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 　　Brueckner(2004)指出，分权有两方面的效应：一种是正面效应，由于地方政府的竞争，会使得公共品供给效率提高(Tiebout，1956)；另一种是负面效应，由于地方政府为了争取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入，会展开恶性的税收竞争，这就会使得它提供公共品的能力下降。因而分权的作用最终取决于两者的综合效应。Neyapti(2006)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分权或许会加剧地区收入差距，但是如果治理机制完善，分权就可以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合理。Thornton(2007)发现，分权与通胀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即高分权会带来低通胀。但如果把分权定义为完全自主的地方政府税收权力的话，那么上述显著负相关性就不存在。这说明分权的正面效应可能需要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才能充分发挥。比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在地方的定点项目投资增加地方的财政权力。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的恶性税收竞争，从而降低分权的负面效应。 　　然而，当地区间竞争不对称时，同样的公务服务由于地区间存在禀赋差异使得其对资本的吸引力存在很大不同时，地区竞争可能会导致有些政府对分权后税收资金自我约束的弱化(Cai and Treisman，2005)。因为对于资源禀赋稀缺的地区，分权带来的竞争反而使得它们利用公共品投资吸引资本投资的可能性下降。如果反过来看，对于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区，因为分权带来的竞争会使得它们的公共品投资轻而易举地吸引更多的资金，这些地区的自我约束也可能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品供给效率反而会因为分权而下降。分权竞争对地方政府的激励，除了吸引资金带来财政收入增加，间接提升其薪酬福利外②，还有一个是由于锦标赛晋升机制产生的激励(周黎安，2004)③。事实上，分权产生的机制对其激励效应非常重要。如果分权更多的源自对经济增长效率的需求，那么分权对政府的激励将更多体现在锦标赛竞争方面；薪酬收入和福利的激励比重就相对较低。如果分权更多的源自对社会公平的需求，那么分权对政府的激励也就相应的将更多地体现在薪酬福利水平的增加。 　　因为官员薪酬福利的提升和锦标赛竞争往往是紧密联系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这一点将它们区分开的。大量的研究证实了由于分权而产生的锦标赛竞争，使得目前中国公共品供给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如周黎安，2004；张军等，2007；傅勇和张晏，2007；邓可斌和丁菊红，2009；等等)，而轻视科教文卫投入(如傅勇和张晏，2007；丁菊红和邓可斌，2008)。这是因为锦标赛竞争能凸显政绩使得官员升迁更为容易，并且另一方面，还能够帮助官员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合法、非合法和非道德的收入。学者们亦已证实，政府的财政权力大小和腐败密切相关(吴一平，2008；周黎安和陶婧，2009)。 　　但是，财政分权产生的锦标赛激励和薪酬福利激励虽然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毕竟是两类不同的激励途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会对分权的这两个重要激励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1、建立了扩展的QR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对两类激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