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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柱础的结构与装饰设计 　　本文作者：王芸辉 单位：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　　人们将立柱下垫一块石墩，使立柱高于地面，隔绝地面湿气，起到防潮的作用，同时又可将柱身受的承重布于较大地面上，这就是柱础。因为柱础在我国传统建筑中的重大作用，形成了凡木结构的建筑柱柱皆有础。在早期柱础的材料选择上还有铜、夯土以及横木，但最后因为坚固、耐久、成本等各方面原因的影响，只剩下石质柱础。中国传统建筑由于采用砖木材料，木易腐朽，砖易风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国许多老建筑多已不存在，而作为木柱所必需的柱础却因为石质原因而保留下来，并让后人领略到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化特色与辉煌。　　受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传统建筑柱础呈现南北差异。北方干旱少雨，柱础显得低矮，甚至许多柱础与地面平齐，所能雕刻表现的区域也相对较少，形成了许多贴地、雕刻简洁的柱础，如山西晋祠所用柱础只高出地面10cm左右，表面光滑无花纹。平遥古城民居的柱础，所用的柱础稍高一点，但也只有30cm左右，纹饰非常简洁。特别是乔家大院，简洁的柱础与它那极精致的木雕、砖雕很不相称。但也有些商贾大户、庙宇追求气势恢弘而将柱础做高，同时也雕刻精细。如山西襄汾丁村清代宅第石柱础，造型为八角形须弥座承托石鼓，须弥座上柱与石鼓之间也有一圈形态各异的石狮，雕刻工艺精湛［2］。　　南方多雨，潮湿、水气重，所用柱础高度也相对较高。同时在这高度的柱础大部分直接进入人的视线，所以雕刻也更丰富，复杂。在贵州有的柱础高达一两米。为免造型单调，常以鼓镜结合、鼓瓶结合、数瓶数鼓相结合和数个须弥座相重叠以及瓶、鼓、须弥座交相组合等手法打造石柱础。有的檐柱柱础，发展成石檐柱［3］。另据XX年《南京日报》报道发现的南朝皇家柱础和明朝故宫柱础都有近1米的高度。　　襄阳处于我国中部地区，同时又是汉江由山区进入平原的接口，加上雨水较多，因此水患频繁，但又没有南方的湿气重。因此襄阳传统建筑中的柱础也相对较高，但又没有南方建筑的柱础高，多在40－60cm左右。另外，襄阳传统建筑柱础所用石材多选用当地产的青石。虽然没有花岗岩、汉白玉之类的坚固漂亮，但却便于就地取材、生产运输，而且容易培育出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结构设计。襄阳地区传统建筑的柱础在结构上主要有如下两类:　　一类是只有一段的柱础，高约40cm，多呈圆鼓形和南瓜形。这类柱础大多简洁实用，不作过多雕饰，只有简洁的花纹或简单的雕刻，多用于附属建筑中。如谷城承恩寺前廊所用柱础，外形呈鼓形，上部一圈鼓钉，正中刻一椒图头像，髭毛四张呈卷云状，口衔圆环。又如，樊城米公祠所遗部分柱础呈南瓜形，上部刻卷云纹，造型简洁大方。　　另一类柱础由多段组成，且大多为三段式，高度多在50－60cm。头部为圆鼓形或南瓜形，这利于与柱子的收头，同时因圆滑无棱角而不伤人，雕饰简洁。腰部为圆形向四方形的过渡，多呈八角形，也有其他的过渡形式。形成头部的圆形与底部四方形的渐变，使视觉上变化小，不产生突兀的感觉。腰部常施以图纹雕饰，纹饰的变化也更丰富，题材更加多样化。底部为四边形，增大接地面积，又不至于产生转动与滑动。底部无雕饰或少雕饰，如底部半埋地下时，只留斧刻斜纹，加大柱础与地面的接触。如底部露于地面时，雕饰则有少量纹样。这类柱础多用于主体建筑中，如寺庙大殿、宗祠、主厅之类比较重要的建筑上。在结构上头、腰、底每段分别独立应用，但又上下融通，形成一个完整的设计，使木柱与地面产生很好的过渡。　　这种三段式的设计风格正好符合我国古代所说的“天圆地方”。上部的圆形表现圆滑、灵动，象征天。下部的方形表现稳定、方正，象征地。中间的八角形或其他图形产生过渡，象征位于天地之间的人与万物。合在一起又称为“天地人”，突出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襄阳传统建筑中的柱础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　　众所周知，北方皇城建筑往往体现王者之气，从圆明园所遗留下来的部分柱础都是清一色的汉白玉，温润细腻，洁白无瑕，其装饰雕刻极为精美，纹饰繁杂，多为龙凤、牡丹、莲花等等纹饰。而襄阳传统建筑柱础在雕刻上比较简洁，既不像北方皇室建筑柱础装饰那样庄重、富丽，也不像南方商贾建筑柱础那样精细、繁缛［4］，而是深深地透着一种襄阳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气息。　　襄阳地区保留下来的柱础大都雕饰朴素，多以当地的花草、动物为主，充满了山水田园的诗意气息。多段柱础的雕饰相对复杂些，雕刻各种花草、动物、吉祥文饰，具有很强的装饰功能。人们追求实用的同时也为了美观，在柱础上雕刻出来的装饰纹样受当地的人文气息影响，很好地反映出当地的文化气息。　　腰部为八角形的建筑柱础大多在腰部的每一面上刻有图案，其题材或是花草，或是动物禽鸟，或是吉祥图案，所雕花草也多是兰草、菊花、梅花、松、竹等，动物多用鹿、牛、羊、喜鹊、野鸭、金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