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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峡摩崖书法艺术创作及美学风格 　　【摘要】中国书学向来讲究阴阳之道，一直以来，帖学与碑学二者一阴一阳平衡发展。榆林红石峡摩崖石刻书法艺术就是碑石刻书法的代表。它在中原的边缘地区以阳刚的艺术品格兼容柔美格调，通过其创作的规定性情境和创作者心态探析，从艺术本质中考察其刚柔相济、阴阳和谐的书法美学。　　【关键词】红石峡；书法；创作心态；风格　　书法艺术完美地涵摄了中国文化的精髓——阴阳之道。比起其他任何艺术形式它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展现中国人生活的价值观念。盛唐以后，书法艺术出现了以临帖为主的帖学风潮，在帖学的柔靡之风中，书法艺术仍然贯注着一股潜在的阳刚之气，平衡着书法艺术，平衡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就是常出现在摩崖石刻上的书法艺术。它们书法艺术精神的风骨。位于陕西榆林的红石峡摩崖石刻书法就是这一艺术景观的重要代表。　　一、红石峡书法创作的规定性情境　　红石峡摩崖书法充满阳刚的艺术品性。榆林地处塞上，有镇北台雄镇大漠，自古是中原与草原之间的战略要地。榆林又拥有塞上极为难得的水文条件，成为即便在艰苦条件下，依然能够使中国文化与书法艺术呈现阴阳相济、相互平衡的绝佳之地。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宋元以后书法艺术中不多见的雄强、浑厚的阳刚正气，盛唐之前书法的壮美和豪情在此延伸到了明清时期。在荒漠绿洲之中书法艺术的阳刚之气得以坚守，虽然不乏柔美格调，却也是阴阳之道所贯注的中国书法艺术的两个流脉——帖学与碑学的融汇相济。书家创作向来有“三要素一灵魂”之说。三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一灵魂即：抒情性。三要素可谓之“法”，即“书法”之法，顾名思义也就到此为止。然则这三“法”皆需服务于“一灵魂”——抒情达意。书法的最高目的是抒情，抒情就有意、像，像服务于意，意制约着像。三法即在构建独特的书写艺术之“像”，灵魂则是“意”，有什么样的“意”，就有什么样的“像”。意与像结合在一起，就是传统艺术对意象要求的浑然天成之美。要实现意像的浑然天成，就务必使创作置于某规定性情境之中，方可实现。在规定性情境中才会有特有的情感应激效应，才能产生要抒发或表达出来的某种情意。因此，书法之“三法”构建书法意像，要紧紧服务于表达某种情感意愿。出于表情达意的某种需要，书法要来选择具有某种规定性的用笔、结字和章法。从而使意象之间的关系高度融合，不着痕迹地实现情感自然率意地表达。红石峡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最佳的创作环境。这种创作环境有两方面，一是指特定的时间，时间包含大的时代氛围和小的创作时间点；二是指特定的空间，空间也包括创作所处的大空间和小的创作处所。在红石峡特有的大小时空中，创作者们从全国各地到达塞上榆林，风云际会，在规定性情境中诞生了红石峡书法艺术瑰宝。红石峡摩崖书法艺术创作的规定性情境是特有的，不复再现。明代成化年间，以后蔚然成风。究其原因，首先是大时代原因所致。该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草原民族和中原政权长期的势力均衡期。蒙古瓦剌部再度兴兵，曾俘获明英宗，兵临北京城下。位于万里长城中段的榆林一带也常常遭遇蒙古侵袭。成化八年（1472），余子俊为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将延绥镇镇治由绥德迁到榆林。大大有利于对蒙古骑兵入侵的防御。成化十年（1474），余子俊修补和增筑了东起清水营西到花马池全长一千七百里的延绥段长城。又构筑了黄甫以西至定边营一千二百余里的墩台，阻挡了蒙古骑兵长驱直入。在余子俊手里，这段近二千里的长城才由点连接成为线。该工程规模浩大，效率非常高，影响巨大。榆林塞一跃成为榆林镇，也就奠定了日后“小北京”的基础。红石峡书法文化就滥觞于成化年间的大时空背景下。余子俊的开边经略之功，使边陲的榆林塞成为能够屯兵垦边、招徕民众修生养息的风水宝地，也就有条件满足文官武将在闲暇之际雅集溪谷，一抒胸臆的风雅。该地因日后多次边境战争，无数文官武将汇聚来此，施展保家卫国、立功疆场的人生抱负。这样一个蒙汉争战难休的大时代，激起了创作者们的豪情，拿起巨笔挥洒下如今红石峡东西两崖之上的巨幅摩崖石刻书法。每当家国危难之际，边患告急的大时代，榆林边地烽烟烧起的时候，总会带来红石峡书法艺术一时的繁荣。据实地考察，有明嘉靖十五年延绥镇兵备副使刻纪出击鞑靼获胜的“褚将振赈凯旋大会于红峡”的战功；嘉靖二十六年三边总督曾铣《山墩望套》诗；万历九年巡抚王汝梅题刻的“龙蟠虎踞”；万历十四年兵备副使李春光题刻“万里长城”；万历二十七年巡抚陈性学题刻的“雄石封关”；万历四十四年巡抚刘敏宽题刻“华夷天堑”等。还有表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还我山河”、“中外一统”、“蒙汉一家”等。清末，蒙疆之乱、捻军、回民起义一波一波扰动着整个中国，左宗棠奉调陕甘总督，其间在此所题“白云初晴，如月之曙；黄唐在独，与古为新”气魄浩大。大革命时期杜斌丞、刘志丹等榆林中学师生题刻“力挽狂澜”；抗日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驻榆时亲笔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