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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职业操守剖析 　　100年前的1905年7月24日，大洋彼岸一个普通白人男孩在美国出生了，20多年后的1928年，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只身来到了中国，从此他的一生就与中国连接在了一起。他原打算最多在中国呆六周，可一踏入其中，他的职业敏感、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使他对这方充满东方魅力的神奇土地留恋忘返在此一住就是13年。尽管他只把一生65个春秋中的五分之一留在这里，但他却把他的几乎五分之四的精力与智慧奉献给了一生钟爱不悔的中国，他的职业是新闻记者，他的名字就是埃德加?斯诺。 　　新闻职业操守是一种主要针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的品德规范和作风规约。 　　那么，斯诺的新闻职业操守是什么？ 　　笔者认为，同情而竭诚不偏情 、客观而坚决不旁观、求实而尽力不“饰” 实、无畏而刻意不胡为、施惠而绝对不受贿是斯诺在其一生新闻记者生涯中最主要的职业操守。 　　 　　同情而不偏情 　　 　　从1928年到中国被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聘为助理编辑到1972年在瑞士日内瓦郊区的家中去世，斯诺的一生中有近半个世纪都是围绕新闻报道在读书、采访、写作中度过的。一生中斯诺发表了大量的新闻作品，但绝大部分都被他以通讯的形式改编收录在他先后发表的11 本英文著作中 ：《远东前线》、《活的中国》、《红星照耀中国》（旧译名《西行漫记》）、《复始之旅》、《大河彼岸》、《漫长的革命》等。只要对这些新闻著作稍作阅览就会发现，它们清一色都是记录和描述中、苏、印三国人民怎样反抗压迫与剥削抵制法西斯暴行的，书中大量的篇幅展示的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的苦难生活和悲惨遭遇，处处充溢着斯诺对穷苦人的同情、怜悯、关爱之笔调。 　　“怀着同情之心报道穷苦人的事业。是斯诺记者生涯的主线。”①他的思想和写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支持弱者，关切人间疾苦。 　　在斯诺一生中有两个镜头永远使他刻骨铭心、心灵震颤 ：一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饥谨灾区濒于死亡的儿童，另一个是40年代三个著名的德国法西斯集中营（德国的达毫集中营、毛特豪森集中营和波兰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中成千上万的罹难者。目睹这样惨绝人寰的场景，斯诺认为，假如还用不偏不倚或罗曼蒂克的笔调来报道是违反职业道德、做人良知和不人道的，新闻工作者的真正职责既要报道事实，又要同情人民。 　　抗战中，除了报道共产党方面军民的英雄事迹外，国民党广大官兵顽强抗击日本的壮举也深深感动着斯诺。他称赞29军的行动“增强了全民的抵抗意志”。②在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军重创日军，他认为此役打得日本人花两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对于抵抗日军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也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说宋哲远“虽不是一个进步的统治者”但“不是汉奸”，“是一个爱国者。”③他赞扬白崇禧是一位“颇有才能的军事指挥员”。④ 　　有一次，抗日游击队派了一位联络员来找他，请他帮助变卖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珠宝、黄金，以解决游击队急需购买枪枝弹药的经费，并提出给斯诺高额的回扣。斯诺说 ：“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把在西山一个修道院里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释放了。”游击队认为这些意大利修道士是日本的 “法西斯同盟者”，由于缺钱缺武器，而向他们的修道院索取赎金。但出于人道主义的一贯立场，斯诺坚持只有先放人才肯帮忙，最后他们只得释放了那几个人。即使是后来他在新中国几次邀请访问中，依然保持着同情而不偏情的职业操守。60年代，他曾毫不讲情面地以“数字不会说谎，但说谎者谎报数字”的话对一位闪烁其词的钢厂负责人提供的钢产量表示怀疑。 　　 　　客观而不旁观 　　 　　《西行慢记》是斯诺根据自己1936年夏秋之季前往共产党控制的西北的旅行见闻写成的。当时西方在中国最客观的记者之一的阿奇?斯蒂尔认为在斯诺的著作发表之前，除了传闻和宣传之外，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几乎一无所知，一方面来自国民党的宣传把共产党描写成拿自己的孩子当早餐吃的强盗和屠夫，另一方面共产党的辩护士则把共产党人描绘为圣人，而斯诺的作品不左不右、真实客观，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领域的窗户，改变了千百人的思想。 　　但斯诺决不是一个纯粹的罗列事实材料的“记录员”、一个时代大潮的旁观者，他认为记者的职业道德必须讲人道，对弱者、对于妇女被欺侮，不能袖手旁观。他认为“四海皆兄弟”，他为底层民众生活的潦倒窘境愤愤不平，他是被压迫人民的卫道士，他是正义事业的直接参与者。 　　“七七”事变后，日寇迅速攻陷我大片河山，集中于沿海沿江的我国工业损失殆尽，造成近350万工人失业，还有1500万难民流落后方。值此严峻时刻，斯诺受世界合作运动和十年内战时期江西苏区开办小型合作社工业的启迪，毅然与中国人民的诚挚朋友路易?艾黎和一批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民族实业家一起发起了“工合”运动，通过组织难民和失业工人生产自救，以提供军需民用产品和各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