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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宣抚班”真相-历史论文 日军“宣抚班”真相 文王龙 日华战争期间，日军烧杀抢掠的血火硝烟尚未散尽，一支特殊兵种应运而生一一这就是专以征服中国民心为主要任务的“宣抚班”。他们如同能剧（日本一种戴着面具表演的传统艺术）中演员一般戴着面具粉墨登场，以恩威并济、剿抚兼施的手段进行“教化安抚”，欺骗麻痹中国军民的反抗意志，把“宣传战”提升到与“武力战”同等重要的地位。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攻陷中国大片国土，日本为了将占领区变成“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牢固基地，开始实施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齐头并进的策略，宣抚班大规模投入侵华战场，直接隶属日本各驻华派遣军总部。日军的《宣抚工作指南》明确：确保日军交通和通信线路安全完备；收抚民心，培养建设“新政权”之基础；尤其要“使民众由敬畏趋向融合，进而形成合作，以收到反共灭党之实效。” 日本人选择“宣抚”一词作为发动“思想战”的代称，本身就可谓机心颇深。这个词语起源于唐朝的“宣抚使”制度，它原指唐后期皇帝派大臣巡视战后地区及水旱灾区，称宣抚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军事长官。日军使用“宣抚”一词，是把中国沦陷区视作“地方”进行笼络安抚，赤裸裸的殖民味道不言而喻。 宣抚班实施奴化统治的方式是“以华制华”。宣抚班有专门编制，正副班长均由日军官兵充任，班内成员则统称为宣抚官。“宣抚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有的能写会画，有的巧言善辩，有的则懂得医疗治病。至于从汉奸群体中挑选中国人充当宣抚官，日军的条件则更为苛刻。他们希望网罗“德高望重”的中国人为自己服务。一旦经过宣抚班筛选后能为日本人效劳，即可出任各种伪职，捞到不少油水。因此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中描写的大赤包夫妇和蓝东阳等寡廉鲜耻的汉奸们，才拼了老命也要钻进日军宣抚班控制下的“新民会”，从中可见这个组织能量之大，诱惑之巨。 宣抚班打着种种充满温情色彩的“宣抚”旗号，企图尽量使沦陷区百姓淡忘对入侵者的敌视和仇恨。日军把宣抚官比作“皇军”的“良妻”。日军桑木本部队的文件上说：“宣抚班的宣传材料，其价值和步兵的弹药相等……务使对民众尽力宣传，不至于有怨恨。” 从1939年开始，日本国内逐渐增多的“宣抚文学”提供了许多有关“宣抚班”的生动报道。华北日寇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由宣抚班以演说、唱歌、演剧以至散传单、办报纸等手法，宣传“同华提携” “共同防共”，来论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日本侵华作家岛崎曙海就用充满诗情画意的笔法描写宣抚班的所作所为： 什么是宣抚班？如果用风来做比喻，它就是春天田野上的微风。微风习习，并非席卷落叶，而是报告春天的消息。如果用微风来比喻，那么，草木就是支那的民众。在急风暴雨式的军队过去之后，宣抚班随后来到支那的村落，扣屋前的阳光一起，照到支那的家屋。对在那里生活起居的男女老少，报告春天的到来，劝他们下地耕作，和鸟儿一同歌唱。一一这就是宣抚班。……没有我们宣抚班，小草般的民众就不能感觉到春天的到来。（《宣抚班战记》第68页） 华北日军宣抚头目八木沼丈夫也振振有辞地教导宣抚班人员说：“你们的武器只有…个，那就是真心诚意。宣抚班必须经此来打破民众由于‘无知’或者‘错误思想’所造成的迷惘。” “德政”和奴化 日本作家小岛利八郎在其作品《宣抚官》中描写了一个“宣抚演讲”的场面： 诸位，我们是日本军……请看，你们的皮肤和我们的皮肤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们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吗？诸位和我们日本人都是兄弟民族。你们和日本人流着相同的血液。我们日本人希望和你们中国手拉起手来。但是蒋介石一派却抵抗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才拿起武器惩罚他们……诸位现在必须和日本军队合作，这是你们的义务，也是你们的幸福……如果有人暗通敌军，日本军队会毫不犹豫地把铁锤砸在你们头上。怎么样？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就赶快行动吧！ 这个日军宣抚官的演讲就是一份最生动的“自供状”，他们打着“同文同种”“中曰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不择手段地对中国沦陷区百姓进行欺骗劝诱、恫吓威胁。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面对日军阴森森的刺刀，大都迫不得已地表示服从。而宣抚班就借此机会大做表面功夫，竭力宣扬日伪政权的“德政”，向他们灌输安分守已做“新民”的奴隶意识，利用沦陷区物质极端困难的情况向他们施以一点小恩小惠：比如给老人一支香烟，给妇女一盒火柴，给小孩一块牛奶糖…… 对于宣抚班这种伪善的“德政”，陶铸在1938年的《奴隶们》一文中记录了中国百姓遭受的精神痛苦——他们被强迫去领取“良民证”，“不愿作无谓牺牲的人们，老的，小的，忍痛的从各方走来，向‘武士”‘鞠躬致意’，有90度的，有120度的，有其他角度的……”随后则是日军组织体检， “宣抚”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 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