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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学作家跨界大银幕现象剖析 　　流行文学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早已有先例，流行文学作家跨界执导自己的文学作品则是近两年才出现的现象。2011年，在网络和流行文学界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台湾作家九把刀跨界执导的自传性影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连破多项纪录，成为当年华语影坛最令人瞩目的现象。2013年，因创作《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等作品而在青少年群体中拥有大量拥趸的大陆流行文学作家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再一次成为了华语电影的焦点。这两部影片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改编自流行文学，且导演都是文学原著作者本人，并同时都取得了高额的市场回报。所不同的是二者分化两极的口碑。《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问世后好评如潮。《小时代》上映后，媒体和影评界对其呈现出一边倒的批评和不满。然而奇怪的是媒体和影评界的批评似乎并未影响该片不断攀升的票房，年轻的观众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偶像的支持。“一部《小时代》，在两个人群之间划出了一道分水岭。在这边，是年龄偏大被骂成“老不死”的中年群体，在那边，是年龄偏小被骂成“脑残”的年轻群体。”①最后，甚至连官方的《人民日报》也参与了这场言辞激烈的骂战，其热闹程度可见一斑。众所周知，文学与电影跨属不同的媒介，它们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接受方式不同，因而其创作方式也有着很大的区别。与文学创作相比，电影制作通常具有更多的经济考量。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投资者敢于将数额庞大的资金交到那些没有任何导演技艺的流行文学作家手中？导演工作是一个专业性很高，需要高度创造性的工作，对于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流行文学作家而言，他们符合导演的“名”与“实”吗？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流行文学作家跨界大银幕这一现象？ 　　一、流行文学作家跨界大银幕的生成语境 　　流行文学作家跨界大银幕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现象，必须将其放到近年来大众流行文化、电影市场、媒体纵横交错的语境中来理解。 　　1.流行文学作家的明星化为其跨界大银幕奠定了基础 　　“‘流行文化’一词，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色彩，通常指那些随着资本的流动而流行、批量制作、定向投放、具有程度不一的娱乐性文化特征的精神消费品。由于流行文化是一种可以创造利益的产业，所以策划、推销、包装、炒作、吹捧等商业化操作已是‘文化’的一部分。”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网络的传播力量，流行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汹涌的文化潮流，并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在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潮流面前亦无法幸免。一方面，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纯文学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困境，纯文学刊物在经营上亦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各种流行文学却呈现泛滥的趋势，一些严肃的文学刊物为了自救亦不惜放下身段向流行文学投降。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包装”与“炒作”已成为文学生产中的重要一环。为了向市场靠拢，出版社花费重金给那些它们认为具有市场价值的作家冠以“美女作家”“新新写手”“文坛金童”等头衔，文学反倒成了这些头衔背后的附属品。完全按照商业逻辑对待文学的后果之一是出版社、媒体的合谋炒作共同催生了流行文学作家的明星化现象。虽然流行文学并非全部都是缺少营养的快餐文学，它们中的一些诚意之作确实反映了80后、90后们的集体经验和真情实感。但鉴于流行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媒介和受众群体，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少之又少。在流行文学作家明星化现象的背后，我们更多看到的并非文学创作的逻辑，而是出版商和媒体对流行文学作家和作品的策划、推销、包装和炒作。郭敬明即是这场市场裹挟下的文学造星运动的产物。郭敬明的成名最初来自于《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在这场由文坛、出版商、媒体、读者共同推动的造星运动中，郭敬明从一开始就被包装成了一位文学天才。经由媒体的夸大，郭敬明的“另类”成功立马激起了深受应试教育之苦的青少年一代的共鸣。郭敬明亦深知自己的成功来自于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低龄读者的支持，因而我们看到他总是以一副能够拉近与粉丝群体距离的青春时尚形象出现在公共视野中。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郭敬明的文学创作显然属于“批量制作、定向投放、具有程度不一的娱乐性文化特征”的流行文学范畴，但跃升为明星的郭敬明显然已不仅是一个文学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2003年，即使郭敬明被爆出“抄袭”问题，粉丝们依然百般为他辩护，这足见明星崇拜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非理性力量。众所周知，明星是电影制作中的重要生产力，明星在流行文化中的号召力是一部影片获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流行文学作家的明星化以及他们在大众流行文化中积聚的号召力为其日后跨界大银幕奠定了基础。 　　2.中国影市的繁荣为流行文学作家跨界大银幕提供了契机 　　近十年以来，中国大陆电影票房每年平均以两位数字增长，2012年，国内票房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70亿元人民币。尤其是最近几年，在电影市场狂飙突进和国家政策利好的支持下，大量的热钱注入电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