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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电影节 中国艺术电影福地-历史论文 柏林电影节 中国艺术电影福地 本刊记者 ｜ 解宏乾 第64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2 月16 日落下帷幕，中国电影连中三元。刁亦男执导的电影《白日焰火》首次入围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就捧走了最佳影片金熊奖，最佳男主角奖也被片中男主角廖凡收入囊中。除了《白日焰火》，娄烨执导的《推拿》也获得了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此外，宁浩的《无人区》入围了本届柏林电影节的“竞赛单元”，另有十部华语影片在电影节其他单元亮相。 从1981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傅敬恭导演的《燕归来》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算起，中国电影人的“擒熊”旅程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岁月。张艺谋是第一位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熊奖的中国电影导演。在一次采访时，他曾说：“第五代导演最应该感谢和怀念的国际电影节就是柏林国际电影节。1988 年，《红高粱》获奖，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开始受到国际电影界的关注，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那次获奖可以说是中国第五代导演亮相的开始，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确实如他所说，在《红高粱》之后，中国电影人在柏林电影节收获颇丰，吴子牛、李少红、田壮壮、黄建新、顾长卫等第五代导演在这里被世界熟知，这里也是王小帅、王全安、李杨、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的福地。柏林国际电影节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第五代”在国际亮相始于柏林 柏林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51 年夏，与其他国际电影节相比，柏林国际电影节的 关键词 是政治。当时的德国已经分裂为东西两个阵营，电影节成为冷战的产物，为了树立柏林“世界自由窗口”的形象，在三国盟军撤出柏林的同时，这个伟大的电影节拉开了帷幕。1970 年，电影节在竞赛单元外开辟了另一个展示各国新电影的阵地，也就是后来影响日深的论坛单元。电影节组委会开始与东德、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电影人以及该国政府主管机构接触，力争突破意识形态的壁垒，让华约阵营的电影人能带着自己的作品到柏林与观众交流。从此，柏林电影节重新被定位，它既是国际电影制作的一个展台，又在东西方之间政治文化方面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 文革”结束后，第五代导演逐渐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主力军。随着国内逐渐开放，电影是让世界认识中国最为快捷和直观的方式。柏林电影节因其鲜明的特色，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最早进入中国选片的国际电影节之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已经有中国电影出现在柏林电影节上，如傅敬恭导演的《燕归来》、胡炳榴和王进联合导演的《乡情》、许雷的《陌生的朋友》等，但直到1988 年2 月23 日，新中国电影才第一次走上了顶级影展的最高领奖台，金熊奖被一个与电影节同龄的中国人捧走。比柏林电影节晚降生四个月的张艺谋带着《红高粱》，出现在主会场动物园电影宫内。它的浓郁、粗犷、淳朴、善良，令西方观众惊叹。 《红高粱》获奖的消息传回国内便引发了一场争论。很多人认为，影片中好似与世隔绝的黄土高原，没有城镇、没有现代化，恰恰满足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由此，只要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西方目光以猎奇心态看待中国”的观点就会被重提一次。 殊不知，自1983 年张艺谋作为摄影师，与同学张军钊、何群、肖风拍出《一个和八个》，宣告中国电影“第五代”诞生时，便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责难。值得欣慰的是，人们慢慢改变了对这一代青年人的看法，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等纷纷拿起了导演的话筒，传统的、程式化的电影终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一场伟大的变革已经开始了。 “生产队小队长和会计”的金熊1986 年3 月，小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相隔不过四个月，还在拍摄电影《老井》的张艺谋特地从太行山赶到北京。莫言回忆说：“我正在赶写一部中篇小说，中午有人在楼道里喊我：‘莫言！莫言！’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说凉鞋的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红高粱》，想当导演。”两人谈了不到10 分钟，就达成了共识。莫言曾说，一见张艺谋，马上想起生产队的小队长。而张艺谋后来也说，一见莫言，就想起生产队的会计。于是，一个小队长和一个会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 当时，已经有好几家制片厂跟莫言打过招呼。但是，自打见到张艺谋，莫言便给予了他完全的信任。他把《红高粱》系列全部放在张艺谋面前，说：“由你挑，由你整。”事后有人问过莫言，《红高粱》拍成现在这样，是你同意的吗？莫言回答：“我不懂电影。张艺谋才是电影《红高粱》的上帝。他想让电影怎么拍就怎么拍，这是他的自由！” 最终，莫言和张艺谋商定，由陈剑雨、朱伟、莫言三人将原著改编成剧本。稿子由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莫言因此得到了800 元的小说版权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