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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义与沟通：法律语境论（下） 　　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由传统主义到理性主义、由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由身份到契约的发展演化，特别是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来临，无边界市场经济的运作要求，一夜之间，似乎人类完全处于同一个时间维度上，世界也仿佛成为一个整齐划一的“小地球村”，我们吃着汉堡包，看着好莱坞，上网与联网，一句话，今天的世界变的得越来越象了。在这样的“世界统一体”面前，由于人类理性的作用和具有的建构能力，人类获得了共识：在时间面前，我们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我们是平等的，在织成法律的语境面前，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差异了，法律已经变得世俗化或全球一体化了，甚至变得更为合理了和理解相通了，法律没有了多少地方性特征。即便带有一点“地方性知识”的所谓习惯法、民间法，充其量其也不过“能量日益减小，影响日趋微弱，当下只能偶尔用来作为反对那些轻率行事的现代化推动者的口号”，“它成了文化守成的浪漫借口”。在这个日益相似和相同的世界面前，在现代化浪潮推动的“后现代社会”，我们人类真的能取得对法律的共识，法律的语境真的会变成一致的吗? 　　讲到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 。空间意味着差异，有差异存在，就必然有不同的语境，因而用一个特定空间范围内的法律去概括、去说明其他空间地域的法律，强行要求一致，非常不可取，但人类总爱犯这样的错误，要避免犯错，得回到文化中去，回到人类学家的语境分析范式里去。在人类学家看来，因为人类有了语言和文化，人才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但人类不可能只有一种语言和一种文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来自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以及他们拥有不同的历史与传统。于是，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就必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有自己观察事物的文化眼睛。而所谓“文化是指由历史传递的，体现在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patterns of meaning)，它是由各种象征性形式表达的概念系统，人们借助这些系统来交流、维持并发展有关生活的知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以文化为其独特标记的人类，无往而不是生活在自己造就的符号体系或说意义世界之中。没有了这些，世界将不成其为世界，它只是一片混沌。”“人是一种悬挂在由他自己组成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我所谓的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 　　这样说来，法律这种较为复杂的文化现象，它绝不是、也不应当是来源于人们主观的想象和理性的建构，不是也不可能是离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结构，无视人类感受和体验世界的心理图式，无视人类依存的语境世界，法律就只能是一种纯语言现象或游戏行为。法律更多的必须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社会，来源于生活在特定符号—诸如“语言形式、艺术想象、神话符号和宗教仪式包围着的”的世界里的人们的经验。用人类学家的话来说，给定我们所信仰的东西，决定了我们必须如何作为;而给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又决定了我们必须信仰什么。人类学家吉尔茨就把法律看成一种地方性知识，他说“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accent)，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这种认识与想象的复合体，以及隐含于对原则的形象化描述中的事件叙述，便是我所谓的法律认识”。这样说来，在每个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地方，必然存在一些“具有一种强有力的、独特的、对我们来说甚至是怪异的关于“世界存在方式”的语境观念。人类学家们就是要关注这种个人和社会所凭藉的意义结构、特色之处和语境世界，“要拯救那些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使之幸免于激烈的全球西方化的破坏。借助于其烂漫的感召力及其引人注目的科学宗旨，反对席卷全球的西方模式。反省我们自己的文化模式，从而瓦解人们的常识，促使我们重新检讨大家想当然的一些想法” 。于是在人类学家眼里，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应被排斥人类文化的整体之外，文化没有高低之分，文化只能被认识，而不能被评断，应当给每一种法律文化以应有的地位。 　　运用人类学家把地方性观念置于当下语境中进行思考的方法是很有启发性的。以“打官司”来说，西方人好讼，而中国人则“厌讼”，显然简单地评说谁好谁坏，都是没有意义的。放在中国人为什么会“厌讼”的法律语境里分析，也许会得到新解和启示。比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所操持的一个基本的立场是“礼为主、法为辅”，强调和谐与忍让，理想的社会必然是人民无争的大同社会，争讼绝对无益，在诉讼庭审中互相质问和诘难有伤和气，今后难见人，因而法律的使命不是协调纷争，而是要彻底地消灭争端，争讼是人所不耻的绝对的坏事，法律是用于平息争讼的“必要的邪恶”。中国人不好讼，除了与文化传统、法律心理的倾向有关，但也许关键的还得看社会机制所形成的语境是否鼓励和满足了其成员积极地参与诉讼，比如社会机制是否能够保证审判机关、审判人员被社会所尊崇，社会公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