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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篇一：基层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设想 　　基层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设想  　　谭加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全面推进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法官员额制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改革意见》）对此有明确部署，全国部分法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笔者根据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及部署，对基层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提出些许观点，以期抛砖引玉。  　　设想：设置两种类型的法官  　　《改革意见》认为应针对不同层级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结合法院审级职能，科学确定四级法院的法官员额。基于此，笔者认为基层法院设置两种类型法官为宜。  　　（一）主审法官类型。特征如下：一是主要职责是审理疑难复杂案件，体现能力与行为的匹配性；二是属于员额制度内的员额法官，体现选拔的精英性；三是按“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配置其审判权责，体现裁判的独立性；四是薪金待遇应高于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体现待遇的优厚性；五是配备一定数量的法官助理与书记员，组成审判团队，让其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脱身，专注于疑难复杂案件的审判，体现职能的判断性；六是一般适用普通程序处理案件，体现审判的审慎性。  　　（二）简易法官类型。与主审法官不同：一是主要负责 　　大量简单案件的审理工作；二是不属于员额制度内的员额法官；三是所作出的裁判文书需要主审法官签发；四是薪金待遇另行设定，但应低于主审法官；五是实行“一审一书式”审判资源配置模式；六是适用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解决纠纷。 　　理由：问题决定法官类型需求  　　基层法院在改革中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又好又快地审理案件；二是如何顺利推进法官改革，这也构成了基层法院需要两种类型法官的理由。  　　（一）改革的目的性要求。司法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公正高效地审判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因此法官制度改革必须考虑案件特点，以使改革与案件处理达到最优配置。基层法院案件有数量多与难案少两大特点。数量多与法官人数少相对应，依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而言，法官年平均办案数200余件。这意味着，一个法官每个有效工作日要办结一件案件。难案主要指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难的案件。如果将案件难度值分为简单、较难、很难三个等级的话，根据经验，基层法院这三类案件的比值大致为6∶3∶1，也就是说有60%的案件属于简单等级，30%的案件属于较难等级，只有10%的案件达到很难等级。  　　基于基层法院的案件特点，设置简易法官处理大量的简单案件成为有效路径。一是在能力上，简易法官处理此类案件较为胜任。依笔者的观察，在法院工作3年左右的人员，如肯吃苦，即能完成案件办理任务。二是在操作上，简易法 　　官处理简单案件符合繁简分流的审判规律。简单案件应当快审快结，在程序选择上适用小额或简易程序；在力量配置上“一审一书”，减少层级，快速办案。反之，如让主审法官审理这类案件；二则主审法官办理简单案件时，陷入大量简单重复的工作当中，与主审法官设置的改革目的不符。 　　同时也要看到，基层法院也有少量疑难复杂案件，这类案件适合主审法官审理。因为主审法官的改革目的显系为精英法官量身打造，能力上法律精通、经验丰富，这种配置当然应主审疑难复杂案件，符合司法规律。  　　（二）有效推进改革的要求。此次法官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员额制，即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现有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这已属步入“深水区”的改革，涉及原有利益格局的打破，以及综合配套措施的跟进。改革不仅要在正当性上得到认同，还要在可行性上得以实现。“三圈”决策模型认为，决策时要考虑价值目标、资源条件和相关利益方支持三大要素，优先选择“三圈”重叠的决策方案。法官改革涉及法官利益，一定要得到法官群体的内心认同与支持，方能达到“三圈”重叠的优先选择方案。  　　就基层法院而言，法官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是院长、庭长（正职庭长），即领导法官；二是骨干审判员，一般称中坚力量；三是助审员，多为青年法官。按《改革意见》和一些省份的改革实践，骨干审判员为法官员额的当然主力，一般不用担心入不了员额，而且会提高待遇，改革对其而言是增量改革，应当会支持法官改革。领导法官受改革影响最 　　大，他们会重回一线办案。青年法官情绪波动最大，一则进员额的几率很小，二则由法官变为审判辅助人员，“司法产品”的法官署名权也被剥夺。 　　在基层法院设置两类法官可以解决领导法官与青年法官的困惑，争取到改革的最大支持度。对领导法官而言，其多从审判一线摸爬滚打多年走上领导岗位，能力强、经验足，进入员额当无问题，他们的担心则是重回一线要和青年法官一样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