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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合同,协议管辖,法律依据 　　篇一：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 　　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  　　【案例介绍】  　　1997年8月26日，上海昌平进出口贸易（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昌平公司”）与香港巨盛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盛公司”）在上海签定货物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巨盛公司向昌平公司供应800吨苏丹产优质棉花。货物联系备妥后，巨盛公司向香港锦华船舶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华公司”）租船。由锦华公司承运这批货物，并负责按期将货物从苏丹港运抵上海港。锦华公司于10月15日签发正本提单1份交昌平公司。但昌平公司10月20日前往锦华公司上海办事处提货时，却被告知货物已被另一家公司提走，而此时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已上涨10%。于是，昌平公司便以巨盛公司和锦华公司侵犯其对提单下所涉货物的所有权为由，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公司按约定交付所有货物，并赔偿由于棉花价格上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但巨盛公司和锦华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在提单背面清楚地印制有“由本提单证明或包含的合同受香港法律约束，任何由本提单产生或与本提单相关的索赔或纠纷由香港法院解决。”上海海事法院审理后认为，香港与本合同无密切联系，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巨盛公司和锦华公司不服该裁定，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上海海事法院的裁定，确认香港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裁定，撤销上海海事法院的裁定，驳回昌平公司的起诉。  　　【几种观点】  　　管辖权问题成为本案顺利解决的前提。两级法院作出了两个不同的裁定，究竟哪个正确呢？下面的几种观点值得作一探讨：  　　1、既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对本案作出了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裁决，那么就只能交由香港法院审理。  　　2、因为提单上已经就争议适用的法律和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了清晰、明确的约定，依照意思自治原则，该种选择只要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就理应予以确认，所以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是正确的。  　　3、管辖权问题是一国主权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不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所以上海海事法院的裁定是正确的。高级人民法院应撤销错误的裁定。  　　【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未能全面理解案件的性质和法律的规定。 首先，虽然二审法院的裁定是终审裁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裁定是不可改变或纠正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有着一套相对完整的纠错体系，不服的一方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有关规定提起再审。该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第179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所以，第一种观点并不正确，只要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当事人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提起再审。  　　其次，虽然合同当事人可经协商确定约束合同的法律，各国法律对此一般不作明确的限制，但以当事人已约定争议管辖的法院为由否定上海海事法院的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具体理由陈述如下： 　　第一，1997年7月1日后，香港回归祖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对其行使主权，但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除其附件三所列示的全国性法律可延伸适用于香港外，其他全国性法律不适用于香港。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域存在，不仅为法律所确认，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认可和遵循。所以，处理本案不应以《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定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但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和“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原则为依据，而应参照该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二．虽然当事人可协议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管辖权问题关涉一国司法主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合同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可见，法律将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严格限定在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只要当被告住所地与争议发生实际联系，被告住所地法院方才拥有管辖权。这也是国家司法主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的体现。  　　第三， 如何理解“实际联系”成为判断案件管辖权归属的核心因素和关键环节。笔者认为，只有在全面考察合同从订立到履行再到发生争议的全过程之后，分析、评价与合同相关联的各项因素及其联系的密切程度，进行综合考虑后才能正确认定。本案中，合同在上海签定，提单在上海转交原告，货物运输的目的地是上海，后又在上海被提走。而反观香港，既非合同签定地，也非合同履行地；既非航程的始发地，也非航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