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北村“三农”问题的个案调查.docVIP

城北村“三农”问题的个案调查 　　青海省格尔木市城北村的区位是，村南边是格尔木市区，与市区的分界标志是北出口收费站。我们从一条南面的石子路进了村庄，几乎不敢相信，毗连市区，竟还有这样破破烂烂的村庄。一是村貌很乱，石子路避让着东一户人家西一块洼地，曲曲弯弯的绕行，可以见到这个村子毫无规划可言。二是屋舍很简陋，基本上都是青海农村式的土坯平房，每套平房基本上都带有大空大空的院子，围墙松松散散。三是从院子缺口处看进去，家家院子看不到什么有分量的财产，许多院子只拴了一条狗。四是其他堀市近郊常常可以看到的连片的塑料大棚在这村看不到，特别是格尔木市大力推广的日光节能温室更是寥寥无几。这一切，与我们平常印象中的近郊农村的小楼房、塑料棚、奶牛场的风貌相去很远。城北村的贫困有某种超常规的特殊性和典型性――这里是城市的边缘也是农村的边缘，必将也是农民的边缘，那城市北出口收费站就是一道城乡之间来去的象征性标志。 　　一、贫困人口的自行迁移――城北村是农村贫困人口“兵临城下”，在城市边缘集结所自然形成的农民工村，在西部户籍制度宽松环境中被“合法化”的村子。城北村让我们看到了贫困地区其贫困人口向经济活跃地区的大转移。 　　调查发现毗连城市的城北村突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全村600户人家中有300户人家无耕地。全村2400口人，仅有耕地900亩。城北村的土地并不是按人均分配的，而是自己占有的，大家都认同这种现状，并且与之相应的是，土地从来都是在个人之间自由买卖的。这是特殊村史所产生的约定俗成。 老村长汪伟才(任期为1985至2001年)给我们介绍的情况是这样的： 　　1983年，格尔木西河西侧的中村，因河水导致地下水上泛，几十户人家无法居住，就从中村向城北迁了20户人家成为中村的四社，当时这里是没有具体业主的原始荒原。 　　一向是一片原始荒原的城北突然有了住户，倚其国道和连城优势，这下可一发而不可收。青海省东部地区及甘肃山区的来格尔木打工的贫困人家，因格尔木城里的房子紧张而且租金高，就邻近这20多户人家，自己用城里拆房拆下的土坯砖块，垒一间房子住下，以便在格尔木打工。再下来就在房子前面掏挖出2米深的一两亩洼地，引来西侧的格尔木河水冲泡走盐碱，种点口粮，就可以在格尔木坚持下去好打工了。来格尔木的打工者纷纷效仿这种生存方式，“乱占、乱建、乱挖”，就有了现在城北村村貌阵容之乱的定局。 　　仅两年时间，即从1983年有了第一批20家住户之后的1985年，城北外来打工的住户猛增到200多户。于是正式成立了一个村子叫新村。到1999年，新村住户又猛增到1300户，格尔木市就把已建的新村又划分为三个村庄，即城北村、盐桥村、新华村，从此正式有了城北村村名。这里的主户和村子数量的增加还没有停下来。 　　作了以上介绍后我们可以见到，从形成上来说，城北村就相当于内地城市周边的“安徽村”、“河南村”；内地没有“青海村”的原因是，“青海海东八县村”原来在格尔木市周边。但与内地这些被称作“流动人口村”的村子所不同的是，由于西部有荒原存在，并且人口迁移政策比较宽松，城北村村民成了城市周边“新的常住人口”。 　　二、关于打工人群――以打工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人群和其村庄的出现，表示“农民”“农村”等概念已在变化；而打工的天堂里人满为“患”，表示“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市场价值规律”，正在造成城北村的更加贫困。 　　城北村所毗连的格尔木市，当初的确是一处打工者的天堂。青海省东部地区曾流行一句话，“要想富，打工去格尔木”。 　　但是，工程再多，现在也接收不了十几万人住在格尔木等着打工。在格尔木市，常住的无地或严重少地的外来打工农民，累计有十几万之多，具体分布情况是：金三角、河滩、军垦农场撂荒地(我们曾专门去河东农场三连对此作过调查)、城内、矿区、青藏线、城北一带。 　　从几百号人到十几万人，格尔木这打工者的天堂已十分拥挤。“劳动力过剩现象”、“劳动力价值规律”，决定了农民打工不会挣很高的工钱；这将把打工型的村子的村民们推向更加贫困的境地，大多成为除劳动力之外而一贫如洗的人。 　　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能说明点问题。在格尔木市城北村的入户调查中，我们见到一些几乎家徒四壁的人家却装有电话。村支书汪海林说，城北村有75%的人家有电话，或者主人腰里别着手机，这并不是说他有钱，正说明，他们是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再没有其他谋生之道的人。原来，随着活越来越难找，格尔木城北村的专门打工者成了城市中的“站大脚”――在街上等零活的人。卸煤、装沙子，一个人找到活，就赶快召集同村人一起去干。由此可见，电话和手机就是出卖劳动力的必备工具了。 　　像城北村这样，因打工而形成的村子，因土地少而必须打工的村子，表明“农民”、“农村”、“农业”等概念，与我们固有的概念，已经很不相同。 　　三、“起步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