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南唐词时代背景总结.docVIP

花间词南唐词时代背景总结 　　摘要：由于各自的特殊地缘及所处时代的差异，花间词主要表现出“词为艳科”的风格，南唐词则体现出“南国之音哀以思”的哀婉特点。这两个不同的艺术流派从西蜀词人及南唐词人的创作特点中可以窥见一斑。 　　关键词：研究概况 词为艳科 南国之音哀以思 时代差异 　　一时代有一时之文学，特殊的人文时代环境培育出不同的精神娇艳之花。西蜀词乃词之正宗确立了“花间派”，落寞的晚唐却独走感伤之路。本文拟从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分析其截然相反的词风原因。 　　 20世纪以来，唐五代词的研究成果丰硕，作品数量繁多。《花间集》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其研究方向是从“总论”和“作家论”入手。然被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依旧是那几个主要作家，像李煜、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Z，对其他作家的研究却不够多。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他们的创作成就和艺术特征加以深入细致地探讨，也对他们的词史地位给予比较准确客观的揭示。在30年代，华团圃作《花间集注》，李若冰著《花间集评》，前者着力于注，后者致力于评，各有千秋，相映成趣。至50年代李一氓推出《花间集校》，以校勘精审见长。这三部校注作为《花间集》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最可靠的文本依据和参考文献。此外，还有以及后期之秀李谊所著《花间集校注》，刘扬忠先生的《唐宋词流派史》，朱崇才先生的《词话史》，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夏承焘《冯正中年谱》、《南唐二主年谱》，叶嘉莹《论冯延巳词》、《嘉陵论词丛稿》等，都对研究花间词和南唐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还有学者陆陆续续发表的相关方面的论文更是枚不胜举，像叶嘉莹先生的《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天津大学学报》2003年第一、二期），从《花间词》入手，描述了词形成要眇幽微的特质是与当时世风、时代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连的。西蜀词与南唐词所展现的风格特质都是各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为此在阅读了各大家的相关论述和观点之后，我将试着从时代因素对花间词和南唐词进行分析。 　　 “词为艳科”，“诗庄词媚”是各大家对这时期西蜀词的整体认知。巴蜀位于长江上游，有高山大川之险，得免兵马之祸，加之物产丰富，经济繁荣，蜀主王衍、孟昶又都好附庸风雅。可以说，此时期的西蜀是一个极宜于新兴曲子词生存繁衍的文化大都市。此地早就有喜好游乐宴集、征歌选舞的风气。也有不少文人，跋涉千里，负笈景从。益州（成都）是人所公认的花柳繁华之都、富贵温柔之地。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剩”条有云：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此外，中唐史学家杜佑在《通典?周郡门》也谈到巴蜀地区“土肥沃，无凶岁”，在如此富足安逸的“天府之国”里培养出一群具有享乐绮靡之风的词人们，也就不为奇了。五代时虽四海纷争，战乱不息，西蜀因地处偏远闭塞之地，中原统治者无力亦无暇顾及，于是得免兵火，安定繁荣。前蜀后蜀四任君主，自身国力军力弱小，无从问鼎中原，既乏四方之志，当然就自守小小盆地，但求偏安玩乐，而文人才士们也唯有跟相附和迎合君主之所好，以文艺为娱乐罢了。 　　 西蜀词人写作的曲子歌词大都收在《花间集》里。由后蜀赵崇柞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客曲子词总集。全书共收录了自唐开成元年以迄晋天福五年之间，十八家词五百首。是专力于男欢女爱充满浓重脂粉富贵气息以清切婉丽为尚的小令词。《花间集序》是中国词学史上第一篇词论，是“花间”派的词体理论宣言，“欧《序》为‘花间’派和‘花间词’定下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品位:言而文,秀而实的娱乐体裁,既要香艳柔美,又不能俗艳粗俚的诗客曲子词”[1]且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开创“词为艳科”的风格。他们以“男子而作闺音”，儿女情长，然风云气少。“鼻祖是始创恻艳丽词体的温庭筠，直接播种者是以韦庄为代表的由中原入蜀的一批唐末士人，而衍流扬波的主干力量则是生长于蜀中的大批后一代文人。”[1]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处于同时，显出不同的词风，然无论是浓艳褥丽的“画屏金鹧鸪”，还是清丽流美的“弦上黄莺语”，都是为“阴柔”美和“艳科”美的基本方向。 　　 从《花间词》的作品探究，大多是为以恋情绮思为主要吟咏对象的应歌小词，是那个浮华绮艳、“无所作为”时代的靡靡之音。 　　 然究南唐词的发展历史，词风格就迥然有别了，是以文雅的词风来表现深广的忧患意识。“它是靠了一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创作主体多愁善感之心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由忧患危苦的抒情基调。”[1] 　　 南唐承吴国二十七周之地立国，虽在十国中可称“大邦”，然领土较蜀国小，不似蜀国那样四境有山川之险可倚仗，而是强邻压境，与中原只隔一条淮水，敌人随时可以长驱直入，因此国内一直没有安全感。加上东南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