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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业的转型寻找合适的金融结构 　　一、产融结构：历史回顾 　　历史地来看，中国金融结构的动态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与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保持了较好的协调性，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金融系统相对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并使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的、良好的增长记录。 　　第二，中国金融系统多元化趋势十分明显，扩大了金融的广度，增加了弹性，满足多元融资、应对风险的能力有所增加。 　　第三，必要的金融改革一直的稳步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有显著的进展、金融市场的弹性程度也有提升，利率和汇率方面的控制程度逐步减小，从而既增加了金融支持实体的能力，也让这种金融支持更为市场化、更为透明。 　　二、产融不协调的表现 　　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已取得明显的进步，但从产融协调发展的角度评估，在中国产业转型与金融发展过程之中，不协调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些问题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匹配性、适度性、创新性、弹性”这四个组合的不够统一，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以银行为主的融资系统，对重资产工业的支持过度，而对轻资产的服务业支持不足，使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生产系统的延伸过多地集中在偏离消费领域的资本品，从而导致产业转型的方向偏离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方向。从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来看，下一阶段中国产业转型的总体方向就是从依赖资源粗放投入的传统制造产业转向集约发展的一、二、三产业协调均衡的产业结构，这种转型方向所暗含的一个普遍特征是从重资产转向轻重资产并存，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和有形资产并存。产业和经济领域的这些新动向理应产生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即需求多元化的融资供给方式与之相匹配。但是现实中，中国当前银行融资主导的体系习惯于资本密集、重资产的工业企业，企业往往需要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而且要有充足的现金流以确保还本付息，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对服务业的支持不足。类似的产融不协调不仅延缓了中国产业转型的自然步伐，也使得个别重资产领域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第二，这表现为金融定价机制的紊乱，导致对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有企业金融支持较多，对创新能力强、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不足，产业空心化倾向加剧。2011年以来，以数量调控工具为主的、稳中偏紧的货币环境有利于大企业发挥信贷条件优势。由于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资金格局总体稳中偏紧，但这种货币环境反而更有利于大企业获取信贷资源。一方面控制信贷总量，以及经济转型中增长模式的不确定性，信贷配给向经营风险相对较小、谈判能力更高点的企业倾斜，使得银行贷款更偏好大型国有企业，大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水平整体较低，无法反映实际的资金成本，使得大小企业在资金使用效率上的差异无法得到体现，如果基准利率提高能够使得对资金成本上升更为敏感的企业减少贷款，而利润率较高的企业在可以承受的资金成本范围内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 　　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产业转型的重要课题即是按照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小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金融系统对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国有企业支持力度明显更强。 　　第三，对于生产领域的金融支持相对较多，而对于消费领域的金融支持相对较少，导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偏离。理论上，消费取决于财富总量，而非当期收入。国民收入扣除消费的部分连续地累积起来就是财富的增加，增加的财富需要一个稳定的“池子”才能实现保值增值，原则上，古玩字画、房地产、理财产品、银行存款、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都可以是财富累积的去处，从这个角度看，金融服务的一大功能即在于为居民的财富配置提供可靠的、稳而不破的“池子”。随着中国已经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管理好存量财富的重要性逐步超过积累新的财富，同时稳定的财富累积也是消费提升的根本驱动力。然而，从当前的情况看，银行金融资产的配置结构过多地倾向于生产领域，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实质上强调更多的是金融为实体经济融资，银行贷款、生产型企业发行债券、股票都是从融资的角度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相反，关注于居民资产配置需要的金融产品则基本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消费为导向的金融支持显著小于以投资为导向的金融支持。 　　第四，金融与实体在回报率、期限结构方面存在的错配，也是导致产融失调的关键原因。这表现在：首先，产业转型本身即隐含着当前产业结构的竞争优势已经弱化、资本回报率低下，而转向未来有竞争力、资本回报率有提升空间的其它产业则意味着当下即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因此，投资回报与资金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期限错配。为解决这个问题，实际操作中，企业家往往通过“短贷长借”、“联保互保”等方式将短期资金用于长期投资，一旦出现信贷资金收紧，往往会引发流动性风险，并最终演变化信用风险，不仅投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