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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互译过程中外来语改写现象剖析 　　摘 要：译界传统上要求译文忠实于原文，反对改写，但由于英汉语言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差别迥异的语种，而导致在英汉互译中对外来语必须作适当改译，尤其在语音和语形方面，以取得理想翻译效果。 　　关键词：英汉互译；外来词；音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8)02-0117-3 　　Abstract: Traditional theory does not permit rewriting and focuses on the faith factor. But differing ideologies and language categories lead to the necessity of rewriting loan languages appropriately, especially regarding lexical and semantic aspects. As a result, the ideal translation can be obtained. 　　Key words: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loan words, transliteration 　　 　　1. 英汉语言所在的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决定了翻译过程中外来语改写现象的必然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它们是一对孪生姐妹，没有不包含文化内容的语言，也没有脱离语言的文化。（胡文仲，2004：2）毫无疑问，英汉语言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从而导致不同文化意识形态，翻译中外来词的改写也是意识形态的需要。 　　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18世纪末，但最初它只是用于对宗教的现代批判，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不仅包括政治的观念形态而且对翻译的影响力强烈而持久。语言是翻译的主要对象，而意识形态的建构往往离不开语言，因此，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操控必会引起对语言工作（主要指创作和翻译）的操控。 　　勒菲维尔（2004）认为重写就是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本的一种操纵行为，并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cultural rewriting），也是一种文化操纵（cultural manipulation）。“改写”和“操纵”的观点揭示了译入语文化对于文学翻译的制约和利用的文化性质。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译本会受到目标文化的诗学和意识形态规范的制约，译者需在此规范内进行操作。 　　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一直很受中西方翻译理论的重视。翻译是种操控，翻译暗含着为了某一目的对源语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操控。因而阿尔都塞（2001：2-4）指出，任何一种阅读都不可能是无辜的，而是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某种活动，更何况是翻译呢？勒菲维尔指出，一方面，作为一定意识形态代言人，赞助人会利用话语权利对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熟知这一套意识形态价值参数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大多也会自觉地在被认为允许的范畴内，操纵他们有限的话语权利和诗学技巧。因此，文学家和翻译家在运用话语时，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同时在他们的意识中起作用，影响他们的创作或“改写”、“决定翻译家的策略”（Lefevere, 2004）。译者在翻译中，“目的和意图决定于任务，译者可作必要的调整。如果能清楚地定出任务并有明确的意图，译者就可以得心应手地翻译，即是说，译者就会清楚地知道，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对原文做哪些改变”。（Vermeer, 1989: 184-187） 　　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差别很大，但为了使对华观点或意识形态能有效地影响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他们在表达有中国特色的外来词时，尽量保持汉语特色而对其进行改译，以亲近中国读者，获得他们的好感。如：“bean curd” 被改译成“tofu”；2001年5月14日的《时代》上的“grandmother”被改译成“nainai”，“pighead”被改译成“jutou”等等。 　　 　　2. 英汉语种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翻译过程中外来语改写现象的必然 　　 　　从交际所使用的语用策略来说，汉语文化背景的人往往采用贬己尊人的策略来表示礼貌，而英语文化背景的人则喜用迎合、取悦对方的策略来表示礼貌等；从篇章修辞来说，汉语语篇开头更多地考虑为全篇所表现的主旨及质料定调，重视文章题材，题材不同，则风格不同；而英语语篇一般要求点明文章的主题或目的，并规定文章的展开方式，注重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马秉义，1996：453-461）；从语言心理来看，汉语讲究悟性，重主题意识、整体思维，而英语则讲究理性，重客体意识、个体思维（潘文国，1997：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