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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小先生制教育思想剖析 　　 摘要：陶行知“小先生制”教育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实践，更是对中国现代教育实践经验的创新与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对当代中国教育实践有着切实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陶行知;小先生制;理论源流;思想内涵;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07A-0054-04 　　陶行知是中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人格精神和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重要资源。在长达30年的教育实践中，陶行知给我们留下的教育理论浩如烟海，既全面博大，又实际精深，除“生活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民主教育”等为人们广为知晓的教育思想以外，“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也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不仅对当时的教育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当代教育实践仍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一、陶行知“小先生制”教育思想的诞生背景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先生在普及教育实践过程中依据“即知即传人”的原则，采取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大人的方法，倡导并推广实施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理念。 　　何谓“小先生”，陶行知先生是这样说的：“生是生活，先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学生便是学过生活的人，先生的职务是教人过生活。小孩子先过了这种生活，又肯教导前辈和同辈的人去过同样的生活，就是一名名实相符的小先生了。”[1] 　　由此可见，陶行知的所谓“小先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长者为师”，而是知者为师、能者为师，以知识和能力掌握的先后为标准，而与年龄的先后没有必然联系。正如陶先生所说：“每个人，即使是只学习过几个月，只要学到一点，就应当把他学到的教给别人，甚至很小的孩子也可当‘小先生’。”[2] 　　陶行知倡导“小先生制”之构想，初起于1923年陶母从孙学习《平民千字课》及晏阳初师从六岁童学唱《尽力中华歌》，后历经十年“怀胎”，于探索“工学团”的实践中得以“瓜熟蒂落”。尤其是少年学子方友竹，在陶行知的感召下办“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实行学生教学生的连环教学故事，令陶行知深感“小先生制”实践的可行性。 　　后来陶行知在工人、农民和儿童中推行普及教育，支持晨更工学团办识字学校、女工夜校，及在陈鹤琴协助下办劳工小学、幼儿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普及教育要依靠“小先生”（也称“传递先生”）“即知即传人”的力量，于是在国内发表了多篇倡导“小先生制”的文章。 　　“小先生制”的正式诞生，是以在山海工学团纪念“一?二八”两周年大会上，陶行知同时举行的“小先生普及教育队授旗典礼及宣誓”仪式为标志的。二十六个村庄的“小先生”接过普及教育的旗帜，宣誓“知识为公”“即知即传”。在陶行知的大力推广下，“小先生制”诞生仅仅十个月，上海就有了18000个“小先生”，全国十九个省和四个直辖市推行了“小先生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陶行知甚至还介绍新安小学一批奉行“生活教育”的“小先生”走向社会大讲坛，走了全国二十二个省市，行程五万多里，做了大量爱国工作，轰动了当时的全国教育界。广东的一名十三岁少年还写出了两万字的见闻感受，陶行知为其亲笔题名《小先生的游记》，推荐交由商务印书馆印刷了十二版。[3] 　　可见，陶行知先生倡导“小先生制”，是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普及大众教育、推广平民教育、实施民主教育、改造乡村教育的时代大背景，在当时有效促进中国教育民主化进程的过程中，极具创新价值与实践意义，切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陶行知“小先生制”教育思想的理论源流 　　陶行知“小先生制”教育思想蕴含了“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教人做主人”等宝贵理念，其核心是“知识为公”“即知即传”，这在当时中国普及教育师资缺乏的时代背景下，“小先生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陶行知语）[4]。不仅如此，“小先生制”还是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论语》中曾有记载：“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说三个人在一起出行，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当我的老师。应当选择他们的优点去学习;发现他们的缺点，对照自己注意改正。可见在春秋时期的孔子看来，学问并非专属所谓长者，无论什么人，无论年龄大小，人人都可能成为你的老师，人人都可以传道教授别人。这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民主教育主张，应该可以视为“小先生制”诞生的文化沃土。 　　《论语》中还记有孔子“不耻下问”的主张，就是不仅听老师、长辈的教导，而且还求教于一般看来不如自己知识多的一切人，且不以这样做为可耻。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就是明证。孔子的“不耻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