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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摘要：围绕新古典经济学出现的内外部挑战，直接影响到了法经济学的发展。当代中国法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关注其经济学基础的动摇和中国经济与法治的本土实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自我更新。法经济学研究需要树立支援意识，并据此实现我国法经济学研究的独立自主与本土化。 　　 关键词：经济学基础；方法；研究范式；本土化 　　 一、引言：问题与进路 　　 近年来，我国法经济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些学者如盛洪、张宇燕、张文显、陈乃根、苏力等已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文献；一些高等学府如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的法经济学研究团队也初具规模，并且在逐渐形成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致力于法经济学研究，并取得了具有一定创新性学术成就的优秀学者，如魏建教授等对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黄少安等对土地承包法、悬赏广告等的法经济学分析和建议，史晋川教授对侵权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等。所有这些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正逐步从简单和初级的翻译、介绍阶段，走向更加独立、自主的本土化研究阶段。无疑，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然而，如果从研究方法的层面来看，法经济学研究的展开是以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为基础的。而我国的经济学和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法经济学都毫无例外的源自西方。同时，就新古典经济学而言，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的“芝加哥学派”，还是更加强调政府规制，以应对“市场失灵”的法律规制（管制）经济学派；无论是具有很深的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渊源的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学派，还是对宪法、利益集团与法律程序理论等产生重大影响的法经济学的公共选择学派，都遵循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如以“个人理性”及相应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研究方法的基础，以“成本-收益”及其最大化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性的衡量标准等。这些共同基础的存在型构了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并因此使得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和理论之上的法经济学研究占据了主流地位。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源于对美国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和相关成果的引进，而这种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基础上的法经济学研究进路，无疑也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法经济学研究。尽管大量的数据、图表、函数曲线和矩阵等在法经济学研究文献中出现，并极大地增强了法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科学性，但这种表面的“说服力”和“科学性”所赖以存在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和理论假设是否稳固和可靠？作为法经济学研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否铁板一块？这些理论和分析工具的现实解释力究竟如何？是否存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挑战者”？“挑战者”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是怎样的？对法经济学研究是否具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以“效率”为核心的法经济学研究进路是否具有分析的正当性基础？这些问题都是我国法经济法研究所面临的较为根本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毕竟，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法经济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各种现实的复杂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改善，从而最终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和谐。然而，一个潜在的危险始终存在，那就是，如果一开始，我们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方法就不完备，甚至是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那么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各种研究也就不具有任何价值了。 　　 本文第一部分是对法经济学赖以存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分析，简要介绍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内部分歧，以及当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兴起和“经济学帝国”的瓦解。第二部分是对我国当代法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分析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法经济学研究基础的拓展和中国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更新。最后是对中国法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支援意识和本土化问题进行的初步阐释，以及对全文的简单总结。 　　 二、基础的动摇与瓦解 　　 众所周知，法经济学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从本质上来看，法经济学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产物，法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与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息息相关。当代西方法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诸多分析工具和方法如经济人假设、一般均衡理论、效率核心原则等在法学研究中加以应用的产物。但也正是因此，人们往往忽略了在经济学内部，围绕新古典经济学所产生的分歧与冲突，而这种分歧与冲突的存在与扩大化，必将最终影响到当前法经济学研究的正当性和实践意义。 　　 当前的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依然居于主流的支配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一统江山和经济学界的铁板一块。事实上，近年来，以“华盛顿共识”为集中和典型表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西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