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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法学的反思的再反思 　　中图分类号：DF0-05 　　文献标识码：A 　　 　　一、对中国法学反思的历程与功能 　　 　　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系列论文的发表在法学界又一次掀起了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批判热潮。在我看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学一直是在一种普遍的反思性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学术思考取向下复苏、推进和发展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的各种面向和维度的反思与批判，几乎构成了新时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生产活动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切口”，尽管由于当时的理论资源有限和学术积淀不深，这些反思和批判在今天看来显得有点稚嫩和肤浅。以法学而言，法学界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轻视法律、取消法制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和实践，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路线在法学和法律领域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开始了法的概念和本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与法治等问题的讨论。这种反思和批判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1980年代中国法学研究的学术进路和精神气质，1990年代以来依然构成了一些学者在更为理性化和学术化的层面上加以推进和深化的理论取向。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法学界内部的自我反思和批判逐渐走向微观化、细致化，并开始呈现出多层面、多维度的态势。到了1990年代，法律学人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已经在学科体系、范畴体系、理论思维、研究题域、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展开，开启了一个更为稳健、更为成熟的学术建设时期。1990年代初张文显先生等人所写的《新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与反思》[1]，就是较早的对一门法学学科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和反思的文章。进入世纪之交的时期，法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规模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扩张，法学知识和资源经过20多年的累积也已经有相当可观的数量。这客观上为更高层次的总体性、类型化的反思和批判提供了可能。邓正来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文中说明其分析概念时指出，面对中国法学场域中如此之多的观点或主张，必须采用一种适合于“总体性分析”或“总体性反思”的理论概念，而最为妥适的、最具分析效力的概念依旧是派生自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范式”(paradigm)概念。事实上，进入世纪之初，中国法学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就进入了用“范式”或“模式”范畴来进行类型化分析的阶段。苏力先生把当代中国法学区分为政法法学、诠释法学、社科法学三种学派或范式[2]，邓正来先生认为中国法学存在“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3]，都是此类分析的代表。 　　纵观近30年中国法学的变迁历程，法律学人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无疑构成了中国法学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精神动力和学术进路。这种反思和批判首先具有常态社会中学术反思和批判的各种常规性功能。例如，一个常规性功能是，以问题化的方式对待历史和当下的东西，使那些我们视为当然的东西问题化，或使那些习焉不察的老问题重新问题化。诸多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的确使法律学人意识到法律学术之博大、繁复、困顿，不再像过去那样表现出理性的狂妄、无畏，而增长更多谦虚、谨慎的学术品格。另一个常规性功能是，通过重新拷问、分析、厘定历史和当下的东西，为未来的建构开放或指明可能的发展方向。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反思在于批判，批判在于建构。法律学人通过无数的反思和批判为中国法学开放出了很多可能的发展方向，并且通过致力于将这些可能转化为现实，推动了中国法学的历史进步。在当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法律学人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还具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学术功能。那就是，法律学人逐渐意识到并开始摆脱那种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地对待学术问题的思考方式，向以学术的方式思考和处理学术和非学术的问题回归。 　　现 代 法 学 黄文艺：对中国法学的反思的再反思 　　 　　二、对“范式”反思的再反思 　　 　　不过，本文的理论兴趣并不在于揭示法学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历程和功能，而在于再反思此种反思和批判背后隐藏的若干前提性问题，如反思(批判)的建构性问题、反思(批判)的尺度问题。 　　我们通常把反思(批判)与建构作为两类不同的智性活动加以区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思(批判)也是一种建构性的智性活动。反思和批判并不像我们原来以为的那样仅仅是对历史或当下的东西的客观的描述、分析，而是反思者按照自己的理论视界和概念框架对历史或当下的东西的重新建构或规制。这样，每个论者都在言说和反思“中国法学”，但事实上大家却是在言说和反思着不同的“中国法学”。因而，这也产生了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也就是个体性反思的正当性问题。在一般意义上说，作为一项人类智性活动的反思具有勿庸置疑的正当性，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思的正当性却无法替代和豁免个体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