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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调离中国缘由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生于荷兰鹿特丹。他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曾经在荷兰的殖民地印尼爪哇工作，但是作为宗主国的公民，却十分痛恨殖民统治当局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在印尼组建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反对殖民当局，这也导致他在1918年12月被殖民当局逐出了印尼。1920年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作为爪哇的代表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在列宁任主席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担任秘书。 　　马林是一位荷兰人，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受列宁派遣，马林于1921年6月抵达上海开始工作，1923年8月被召回莫斯科，在华工作两年有余(包括他两次返回莫斯科的时间)。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马林不顾个人安危，努力工作，不仅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共的成立，并且大力推动国共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苏俄在华寻找到了一位最佳盟友――孙中山，可谓成绩显著。但就在马林积极工作时，却突然被调回，显示了马林个人工作能力的欠缺。也表明了苏俄对华政策微妙的变化。审视其在中国工作的全过程和苏俄对华政策的变迁，可以看出马林离华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与中国同志冲突不断 　　 　　马林是来帮助中国同志进行革命工作的，但是却与中国同志的关系很不和谐。马林不仅在态度上令中国同志不能接受，在工作作风上也与较前到来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在中国的过去活动似乎也不相衔接。他一开始就凭着主观见解为所欲为，致与李汉俊格格不入，后来且还掀起了几次大风波”。 　　马林最初抵达上海时就与李达和李汉俊取得联系，但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马林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们要工作报告，这让毫无准备的李达等感到尴尬。他的要求自然也就遭到了拒绝。同时，马林的谈吐“往往过分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马林让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任职的陈独秀回上海领导党的工作。陈独秀也认为“对党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推辞的”，便离开广东到上海参加革命工作。但是在如何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上，马林没有注意到中国同志的心理状态，而是和陈独秀大闹了起来。马林认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则反对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马林在未获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派张太雷到日本去和日本的共产主义者联系，选派代表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太雷遵守马林严守秘密的指示，也未向组织征求意见就动身走了。这件事当然又使陈独秀大为生气。他认为，“马林真是胡作非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虽然被派任马林的翻译，他的行动仍须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现在马林不征求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产国际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事前也未和我们商量，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他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马林事后给出的解释是派人到日本去联络是“应当”的，中共中央既然赞成大会的举行，就应积极支持。至于派张太雷去日本事先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续问题。他觉得为了秘密和迅速的原故，他这样做并没有错。这种答复自然不能使中国同志感到满意。 　　在推动国共实现党内合作的过程中，马林也和中国同志闹得不可开交。马林刚提出和国民党组建联合战线时，就“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反对”。事实上，马林对国民党的估计过高。他认为国民党由知识分子、华侨、工人和士兵等四种人组成，是几个阶级的联盟，却没有看到国民党中的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成分；对国民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也作了夸大，说“国民党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也没有看见陈炯明和孙中山的矛盾，以致于陈独秀不得不两次写信给吴廷康表示反对。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也逐步认识到必须组织联合战线。在1922年7月“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在陈炯明叛变后，为了表示同孙中山组织联合战线的诚意，陈独秀去见了国民党人张继，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已背叛革命，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