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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地位重塑与司法公信力提升 法官地位重塑与司法公信力提升 论文提要： 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前提和保障。法官作为法律的维护者和实践者，其司法能力、人格品质、职业道德直接影响到公众对司法的信赖和认可程度。法官是司法公信力的人格载体，也是司法公信力的根本。由于现实环境的制约，法官不能理想化地只扮演纠纷裁判者一种社会角色，法官的多重角色容易引发角色冲突与错位，从而也减损了尚不牢固的司法公信力。法官职责清晰、恪尽职守是建立司法公信的重要一环，有鉴于此，厘清当代中国法官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并在各个角色之间寻求和谐与平衡，才能为司法赢得公众信赖提供必要的指引。当下中国法官的社会角色可以概括为纠纷裁判者、社会管理者、法学知识生产者、法律文化传播者四种职能。但这四种职能并不是平面式的排列，而是彼此牵连配合的体系,其中纠纷裁判是法官的核心职能，社会管理是法官的延伸职能，法学知识承继与创新是法官的新增职能，而法律文化传播是法官在履行上述三种职责过程中彰显的启蒙职能。法官角色的演变表明近三十年的司法改革政策的延续与承继，法官准确定位自身的社会角色，直接关系到其在法律共同体内地位的巩固与革新，也将进一步优化法律共同体的职业生态，最终为司法公信提升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前提和保障。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成熟的法治国家可以有多种标准，然而，法治能否赢得社会公众足够的信任和信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1]毋庸讳言，在我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当下过程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已经构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瓶颈性制约因素，社会公众敢于、肯于信任和信赖司法的局面还远远没有形成。[2]相对于作为拟制主体存在的法院，法官是具体的存在，司法公信的本源在于公众对法官的信任。“各司其职便是正义”，法官只有在明确自身职责、恪尽职守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的背景下，准确界定法官的社会角色，明确法官应当履行的职责，方能为提升司法公信力提供坚实的基础。 一、法官是司法公信力的人格载体 司法公信力体现为司法与公众的互动 从目前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来看，学者一般都从司法制度运行本身及其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可、信赖程度两个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如有学者认为，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以及在该司法制度下的法官履行其审判职责的信心与信任程度。[3]与其类似也有学者将司法公信力定以为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公正性、权威性的评价以及对于司法的总体信服度，是司法机关根据自身对法律和事实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信任的程度，它反映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主观评价、心理反映和价值判断。[4]上诉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司法公信力表现为司法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法官是抽象司法制度的“具体化” 探讨司法公信力，必须要弄清影响司法制度的关键因素，任何制度性的东西,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否则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司法过程中,作为沟通理性而冰冷的制度和感性而纷杂的现实的唯一桥梁,法官作为唯一温暖的人性因素的代表,其作用常常超出想象。法官是法律的实施者，其一言一行关系着法律的尊严，法官形象在很多场合就是法院形象的具体化。在民众的眼里，法官就是司法机关的化身，是法律的化身，甚至是国家的化身，法官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其形象就代表了司法的形象。法官是司法权的承载者，法官素质的提高，是司法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法官素质关系司法公正，关系司法公信力，所以要培养民众对法律的信心，提升司法公信力，就必须以提高法官素质为前提。从司法公信力载体来看，司法公信力是通过法院和法官的公信力来实现的。抽象的法律规则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必须借助于法官这样的司法主体。法官是法律效力由应然到实然的中介和桥梁。[5]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公信力的人格载体是由法官来承担的。 法治的公信力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公众相信法律本身是公平正义的，二是公众相信公正的法律得以实施。徒法不足自行，反思我国的法治，在第一个方面并没有大的问题，在第二个方面却不能很好地回应公众的信任和信赖。这与法官角色的冲突与错位不无关联，有鉴于此，多角度的审视法官的社会角色成为明确法官职能与地位的关键。[6] 二、法官角色的多维审视 所谓角色，是人们对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地位或身份的人的行为的一种期待。凭借这种期待，人们就可以相信，只要某个人占有某一社会地位、具有某一身份，那么其言行举止乃至思维方式就应当与社会对该地位或身份的期待相一致。[7]一个人占有的是地位，而扮演的是角色。在每一次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互动中，社会都为其提供了一个‘剧本’，用以指导分配给不同社会成员的 不同角色的扮演。[8]笔者理解这里的剧本所指的正是法官的职责范围。“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没剧本，再好的演员也演不了戏,苏力就曾指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