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话剧演艺风格变迁及动因透视.docVIP

当代话剧演艺风格变迁及动因透视 　　话剧是舶来品，它是以语言的音响形象为媒介，直接诉诸观众听觉的综合艺术，是以人物对话和动作推进剧情表演的形式。与我国传统戏曲歌、舞、诗三位一体、综合融通的表演方式有本质的差异。100年来，弋登?克雷高度重视舞台幻觉的艺术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写实体验为核心的表演体系，深刻影响和制约了话剧的发展。但新时期以来，反拨单一戏剧观念统治舞台的流弊，引发了话剧舞台的剧烈震荡。透视话剧演艺风格的深刻变化，实际上显示出了中国话剧内部机制调整变革的强大动因。 　　 　　一 　　 　　“文明戏”时期的话剧并不熟悉话剧的艺术规制，只是摭拾时事、杜撰故事，设计和构造离奇曲折的情节，过度使用误会、巧合、下毒、栽赃、陷害、装疯、自杀、出家等方法，并借鉴欧洲情节剧的技巧，常用屏风、厢壁、帷幔、暗室等舞美设计，用血缘纠葛、命运错位、男女私情、调包误会等冲突集中、矛盾多头的情节和偷听、偷看等意外暴露剧情的手段，吸引观众。按照欧阳予倩的话说，“文明戏即令有剧本，也是照旧戏或传奇的方法来组织，专以敷衍情节为主”。话剧界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困惑之后，上世纪40年代初，前苏联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引起中国话剧人的极大兴趣，仿佛给徘徊中的话剧指明了光明的前景。斯坦尼体系给民族话剧演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确立了人在话剧舞台中的主导地位，使演剧从抽象的说教和过度的情节追求上扭转过来，回归生活本来面目，将演剧的任务落实到这一举手、一投足，甚至一个眼神、一声叹息上。曹禺、章泯、赵丹、张骏祥、史东山等导演为斯坦尼体系的中国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斯坦尼的《我的艺术生涯》、《演员自我修养》先后译介进来后，人们对“体系”的理解更加透彻。20世纪30―40年代，曹禺、夏衍、吴祖光、陈白尘、于伶、沈浮、张骏祥、阳翰笙等著名话剧家，创作了大批具有浓郁生活情调、鲜明人物个性和复杂心理内涵的剧作，推进了我国舞台现实主义演剧体系的发展进程。1946年，焦菊隐导演了柯灵、师陀根据高尔基原著《底层》改编的多幕剧《夜店》，他要求演员和舞台设计师深入生活，观察体验。扮演小旅店老板的演员到北京天桥的鸡毛小店扮作旅客投宿，扮演私娼和老板娘的女演员改扮男装，到北京最下等的妓院观察生活。为了强化演出在舞台上的真实感，他甚至提示舞美设计师在布景里的床铺上显示碾死臭虫的血迹。《夜店》于1947年连演30多场，以崭新的演剧艺术轰动北京。斯坦尼曾说，契诃夫的剧作是体系的基础。“契诃夫给舞台艺术以内在的真实，这种内在的真实，便是作为日后被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那种东西的基础。”契诃夫曾经对俄国剧坛流行的佳构剧创作模式深感不满，认为戏剧性不仅存在于罕见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日常生活也潜藏着戏剧性。但他将生活所提供的素材作了精妙的、艺术化的处理。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却透露出人物内心复杂而微妙的情绪变化。解放后，孙维世导演《保尔?柯察金》，严正导演《曙光照耀莫斯科》，焦菊隐导演《龙须沟》、《虎符》、《茶馆》，培养了像金山、李默然、陈?、徐晓钟、于是之、英若诚等大批杰出导演和演员。话剧界再一次强调，戏剧家要从真实的体验角色的内心情感出发去创造鲜活的舞台形象，“体系就是生活”成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的经典。斯坦尼通过对舞台艺术基本规律的分析，认为“舞台表演是演员从内心体验到外部体现的艺术活动”。这个给世界话剧艺术以深刻影响的著名论断给中国话剧界极大的震撼。焦菊隐结合自己对体系的理解，创立了符合中国演员表演探索和发展的表演体系――“心象”说。并提出了“先要角色生活于你，然后你才能生活于角色”的著名论断。他要求演员的表演，“从外到内，再从内到外，先培育一个‘心象’来，再深入找其感情基础”。即演员可以根据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培育出一个虚幻的“心象”，这种状态往往是演员在没有完全透彻理解角色内涵前，先捕捉角色外在的某些特征，随着对剧本和角色的深入理解，随着排演过程的深入，随着对角色、人物及规定情境的研究，逐渐丰富内心的“心象”，塑造出角色形象。从北京人艺逐渐形成并稳固的演艺风格看，源于生活原生态，又超越生活原生态；经过高度艺术提炼，但又努力返归生活本真的艺术创造，塑造了高度逼真生动的艺术场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也把话剧驱赶到片面追求幻觉真实效果的单一胡同。 　　 　　二 　　 　　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上，上海著名导演黄佐临做了《漫谈“戏剧观”》的发言，提出了“写意戏剧观”的著名概念，引起强烈反响。发言稿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影响迅速遍及海内外。因为自斯坦尼以来，以所谓“第四堵墙”为标志的写实主义戏剧观占据舞台主导地位，人们强调在舞台上制造“生活幻觉”。黄佐临虽然从事话剧导演，但长期醉心于民族戏曲表演艺术，并用“流畅性、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