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官窑发现和相关问题.docVIP

宋官窑发现和相关问题 　　关于官窑的文献记载，最著名的是南宋人叶《坦斋笔衡》中所记的一段：“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日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四部丛刊》窑器条下，引宋叶《坦斋笔衡》)。 　　文中记述的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官窑大致有：奉命造青器的汝窑、政和间京师自置的“官窑”即所谓汴京官窑、南宋的修内司官窑或叫做内窑、之后别立的郊坛官窑，以及后来文献中提到的钧窑和哥窑。但由于研究者对文献理解的不同以及考古资料的欠缺，学术界对宋代究竟有几个官窑还有分歧，其中，北宋汝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南宋郊坛官窑已成定论，而钧窑的烧造时间、北宋汴京官窑、传世的“宋哥窑”的存在与否及窑址所在都还尚存争论。 　　 　　已找到的宋官窑址 　　 　　对宋官窑的研究，最初是依据文献去找寻宫中旧藏的宋官窑窑址。汝官窑 　　对汝官窑的调查始于上个世纪前半叶，但由于认为汝窑必在临汝，因而，直至七十年代初还未找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原田玄讷曾去临汝调查。1950年，陈万里先生前往临汝调查，在严和店、大峪店等七处采集瓷片标本三十余片(陈万里：《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期)。1956年10月，洛阳专署工作组调查了严和店、枣园两处窑址，采集到一些窑具和印花瓷片(洛阳专区文管会：《汝窑窑址调查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1958年3月，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临汝进行调查和局部发掘，发现“它的生产可能产生于北宋初年，也许还要早一些”(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汝窑址的调查和严和店的发掘》，《文物》1958年第l嗍)。1964年3月，冯先铭先生又对临汝进行了调查，他在文章中“同意陈万里先生关于汝州贡瓷的时间在哲宗元?v(1086)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三十年间的推断”，认为“汝州贡瓷是经耀州贡瓷之后，出现的―个新的制青瓷窑”(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8期)。汝窑遗址始终未找到。 　　 　　受定窑发现的启发，考古工作者把目光投向古汝州辖区内其他地区寻找汝官窑。1973年，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学者在宝丰清凉寺捡到与传世汝官窑瓷器特征相同的瓷片。1986年的古陶瓷研究年会上，宝丰文物工作者展示了搜集到的汝官窑资料，上海博物馆学者据此线索，对宝丰清凉寺进行调查，证实汝官窑窑址在宝丰清凉寺，并出版了专著(汪庆正、范冬青、周丽丽：《汝窑的发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窑址进行试掘，出土北宋天青釉汝瓷20余件，断定“汝窑曾奉命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瓷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89年第11期)。其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1988、1989、1998和1999年对该窑址进行了第二至第五次考古发掘。其中，前四次发掘集中在该窑址的第一、二、三区，1999年在第四区试掘，找到了天青釉汝瓷中心烧造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瑚)。2000年6月至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第四烧造区西北部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500余平方米，从地层上揭示出天青釉汝瓷的烧造晚于民用汝瓷，天青釉汝瓷创烧于宋神宗元丰年间，约停烧于宋徽宗前期，天青釉汝瓷烧造区的性质为官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1期)。 　　 　　修内司官窑 　　 　　最初，学者们关于修内司官窑的意见并不―致。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文献中的南宋修内司官窑不存在，南宋官窑只有―个，即郊坛官窑(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的商榷》，《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李刚：《“修内司官窑”质疑》，《南方文物》1997年第4期)； 　　二、文献记载可靠，南宋官窑除郊坛官窑外还有修内司官窑，但修内司官窑器特征与传世哥窑器特征―致，修内司官窑即传世哥窑(李辉柄：《修内司官窑的正名及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金志伟、王玉：《再谈修内司官窑》，《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三、认为修内司官窑存在，但窑址不在杭州城中。沈岳明在《修内司窑的考古学观察》(《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中认为，修内司是机构，修内司窑不一定设在杭州城内。他据慈溪匕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