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演进与变革.docVIP

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演进与变革 　　［摘要］西方政治学的进步与方法论的发展紧密相关，行为主义政治学体现了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倾向，理性选择理论将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政治分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批判地借鉴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强调制度研究的重要价值，凸显了政治学的学术性与实践性的融合。 　　［关键词］方法论；行为主义；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1）０5 ― ００４６ ― ０2 　　 　　方法论是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方法和手段的总和。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支撑，方法论的发展本身就是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学也是如此，因而政治学方法论具有重要价值。自二战以来，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进展与方法论的演进和变革紧密相关。本文拟从方法论演进的角度梳理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力图展现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变迁图景，以期丰富对政治学方法论的认识，为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科学性提供素材。 　　一、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behaviorism） 　　行为主义是二战前后在美国崛起并迅速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学流派，其本质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即以自然科学的分析工具、以实证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以拉斯韦尔、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人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大师主张“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个体或团体的政治行为，主张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１〕 　　行为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和现实交互作用的产物。行为主义的产生首先源自对传统政治学的批判。传统政治学关注政治制度的设计，即如何通过构建良好的政体来实现良好的公共生活。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以及联邦党人的政治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价值性、思辨性、抽象性、定性分析是其显著特点。然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制度的建构也逐渐完成，“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已不是集中在建立何种政治制度上，而是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2]，基于此，以往只注重对静态制度、法律文本描述而忽视对现实政治行为研究的倾向遭到激烈批评。另一方面，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化情结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相结合，成为行为主义发生、发展的又一动力。20世纪以来，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快速发展，一系列新的工具和手段，如抽样调查、问卷访谈等社会调查方法，以及数据分析、概率论等统计学技术为行为主义提供了丰富资源。政治学有着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的古老传统，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未分离，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与数学有着内在关联，这使得柏拉图成为“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3] 　　行为主义的方法主要包含价值中立与实证研究两个方面。价值中立主要体现为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的价值中立。行为主义者认为事实问题可以观察和验证，价值问题则无法观察验证，政治学者不应该研究“应然”问题，而只应研究事实问题，在研究对象上与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此外，研究者个人的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也妨碍了政治学的科学化，为避免个人情感对研究结果的歪曲，研究者应该保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实证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研究的经验根据。其框架模型分为观察政治现象，确定研究主题，构建概念体系，做出理论假设，制定关系模型，收集资料，以计算机技术整理数据资料，得出结论。 　　行为主义综合运用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的工具极大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人类学等研究分支极大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重构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系统化水平”[4]但是行为主义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衰落并向后行为主义演变，这源于其方法论本身的局限性。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一些学者批评价值中立意味着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诚如布坎南所言：“如果政治学事业被解释为类似科学事业的话，就有出现暴政的潜在可能性”[5]唯实证的研究方法使其对政治现实问题缺乏回应和解决能力，“政治学正在变得不关心政治学” 　　二、政治的经济学分析：理性选择理论（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理性选择理论被看作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重要标志，是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拓展性的应用于政治研究的产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理性选择作为一种研究思潮、研究方法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欧美经济学和政治学者的关注。“在政治学中几乎已经没有未受过它影响的领域”[6] 　　理性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传统之中，追溯到麦迪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