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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街坊工作数十载情 　　澳门的传统社区，大多是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为澳门居民及本社团所代表的阶层服务，为澳门社会的稳定进步和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各社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也大多是埋头苦干，公而忘私，为服务群众而贡献了青春和毕生精力。年轻时的我凭着勇于接受挑战的干劲，在1968年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简称街总）的前身“街区工作组”参与工作，希望能借此为澳门的社团工作献出自己的力量，全心全意地为大众服务。转眼至今，我已从事街坊服务30多个年头。 　　我热心社区工作的动力是来自我自身的经历。我出身于社会底层，年少时候生活的困苦和艰难，使我深深感到有困难的群众是多么需要别人的帮助！1934年，我出生于澳门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南园酒店的厨房工人，曾目睹过孙中山先生在该酒店与革命志士举行会议。由于我家有13个兄弟姊妹，生活开支完全靠父亲的一份菲薄收入支撑，家境十分贫困，家人营养不良，一些兄妹更是饿死或是病亡，最后只有7个存活下来。在抗战期间，我到了适学年龄，但由于家贫，只好到一些非正规的学校读书，后来辍学当学徒。1952年，18岁的我再次返回校园，进入了濠江中学，是以半工半读的形式上学的。课余时候，我在永乐戏院美术部做练习生，在散尾场之后便到街上贴广告，天天如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晚上没有时间看书。因此我只好把握时间，每天凌晨5时便起床去阅读。求学生活十分艰苦，但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学校得知我的情况后，对我格外关心。他们聘请我在课余期间兼任实验室管理员、教务员和宿舍舍监。这不仅使我赚取了学费，也满足了我求知的欲望。在这段期间，我除了修读中学课程之外，还修读了厦门大学的化学函授课程。这份求学的积极性，都是在学校的工作中锻炼出来的。1956年高中毕业后，很希望能考入大学继续深造，那时的志愿是修读医学或工程系。但当时澳门教师的职位是求过于供，母校因缺乏教师而力邀我留校任教。这真是一个人生抉择点，到底是继续升学，完成自己梦想，还是选择留下，为母校服务呢？我再三思量，最后还是放弃了自己的升学梦想，选择了后者。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感激母校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让我能够中学顺利毕业，这就作为我对母校报答的机会吧。就这样，我留在学校里继续当教务员、实验室管理员、舍监，执教化学、代数、地理等科目，一教便是13年。我还记得在实验室时，我带领学生制肥皂、造纸、酿酒，与学生打成一片，大家十分融洽。 　　随着澳门社团工作的发展，我越发感受到学校的园地与社会的天地相比，存在了局限性。为了磨练自己，我开始参加社团工作，先是参与由澳门美术研究会改组的澳门美术协会，然后到建筑置业商会的筹备工作，后来便是“街区工作组”―――街坊总会的前身。期间，我发现澳门群众工作日益发展，而街区工作者却相对缺乏，民众困扰日增，投诉无门。面对这些等待援手的平民百姓，我决定投入街坊工作。1968年，我放下教鞭全身加入了街区工作，在街坊福利会担任专职秘书。对这份工作，在一些同龄的青年看来，是一份事务繁琐、缺乏个人发展前途、薪酬不高的差事，多数人都是不屑一顾的。我接受这份职务，亲朋亦为之不解。曾有几次，亲友高薪邀请我为他们打理生活上的业务，转入商界，当然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不明白我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未能理解我对服务社会的那份决心和热诚。我认为自己当时所选择的工作富有挑战性，我可以最广泛地接触到不同类别的群众，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最重要的是我能够帮助有困难、有需要的人，使自己与坊众和社会建立起真挚的感情，这些都是金钱或是在商界里所做不到的。而且我想，人对物质的追求，可以永无止境，也可以知足常乐的，只要是温饱便足够了。我的社团工作，除了能解决温饱，重要的是我还能获得一份精神上的满足感。这份感觉是所有物质报酬不能取代的。我当年就是本着生于斯，长于斯，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积极奉献的精神参加街坊工作的。如果是为了发财致富，我就决不会这样做了。 　　澳门早期的街坊工作，侧重于为坊众团结互助，为坊众排难解忧，而工作主要由各区坊会负责进行，许多地区性的街坊会已有40多年的历史，如最早于1955年底成立的望厦坊众互助会。20世纪60年代中期，澳门各区坊众互助会先后成立。各坊会均举办各种福利保健事业，访贫问苦，关心老弱，赈灾解困，开展文体康乐活动等等。70年代，各区坊众会会务兴旺，多元发展，多姿多彩。当时我们经常深入各区坊会，协助处理个案，数目数不胜数，如在1979年夏天发生的林茂塘木屋区特大火灾，我们组织坊众参与抢救灾民财产，又协助有关坊会做好善后救济工作。我与一位木工一起，设计了临时木屋的式样，协助100多户灾民重建家园。到了80年代，澳门人口剧增，经济起飞，澳门坊众面临着澳门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转折，感受到祖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爱国爱澳热情高涨，亦增添了关心社会的意识和参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