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朱屺瞻宋文治先生交往.docVIP

我与朱屺瞻宋文治先生交往 　　一 　　 　　因为家庭的影响,我少时就喜好涂鸦。1958年大跃进年代,我从镇上大街小巷的墙面一直画到公社各大队的食堂,成为全镇有名的“画家”。 　　1959年浏河镇工会决定举办“浏河镇书画展”,我负责展览及征稿的所有工作。浏河籍最有名的画家莫过于黄秋生和朱屺瞻,当我登门向朱先生征稿时,朱老看到家乡人特别高兴,家乡情况、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等等无不问及。我将筹备“浏河镇书画展”的事向朱老汇报后,他非常高兴,并表示大力支持。朱老拿出两张四尺整张的作品参展,一件《墨荷》,一件《可以消暑》(画的是西瓜)。展览结束后,当我将两件作品完璧归还时,他欣然将作品送我留念,但遗憾的是这两件珍品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 　　为了实现画家梦,每逢周日清晨,我就乘北浏线5点半的头班车去上海,9点以前就可以到朱老家中。他早上起得很早,这时候一般是他作画的时间,如能赶上他正在作画,那是我最开心的事。方便的时候,我还会把自己的画作带去请他指授一番。记得有次带去一幅梅花,他看后说:“点苔点得太多了,而且点得太乱。点苔既要松又要稳,要点点相应……”朱老的画室不大,大约就十个平方,放了一张画桌后,所余空间就不多了,若有两位客人在画室就显得很拥挤。我每次拜访朱老,若有其他客人在场,便打个招呼即去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我一般都是两手空空,偶尔也带点东西,但都是太仓土产,如枸杞头、芋艿、毛豆等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不过师母见到这些土产却非常高兴。他们全家对我非常信赖,连他家阿姨在楼下遇见我,都会毫不迟疑地给我钥匙,让我自己开门进去。 　　1962年我去西安探亲,适逢举行“朱屺瞻画展”,参观中巧遇方济众先生。我与方先生相识于朱老家中,他是西安市美协主席,朱老的画展全由他操办。他热情介绍了西北的风情特色和古都文化,并盛邀我作为朱老弟子和朱老家乡代表,参加由西安市美协举办的“朱屺瞻艺术座谈会”。我在西安期间谒乾陵,游骊山,登华岳,参观碑林等古都胜迹,回到上海后首先赶到朱老家中,他对我陕西之行勉励说:“你这是在读书啊!” 　　朱屺瞻先生子女多,生活全靠他几十元的创作补贴,师母每天也要去上班,经济上很紧。他们平时生活俭朴,一般都是三菜一汤,非常清淡,数量不多,以素为主。在国家困难时期,上海对社会贤达和高级知识分子每人每月发一点有限的优惠餐券。一个大伏天,朱老请我到外面吃饭,叫我带着伞一起坐三轮车到文化俱乐部。记得吃的是西餐,每人一盘黄萝卜饭和一块小牛排,朱老说:“你年纪轻,吃这点不饱,另外我还给你要了五个面包。” 　　朱老特别喜欢兰花、竹子和菖蒲,这也是他最喜欢画的题材。朱老家的走道里和画室中每个窗台上都放着一溜洁白的小瓷盆,里面种着青一色的小草,鲜碧可人,朱老告诉我这些小草放在旁边有益眼睛,后来才知道它就叫菖蒲。我与殷继山曾送去几盆兰花,并从乡下挖了些野生小毛竹带了去,小竹子种于楼下墙脚根,经过朱老精心养护,长得郁郁葱葱,成为都市中一隅难觅的野趣。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一个星期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去了上海。在去朱家的途中,经过南京西路一家大照相馆前,我发现橱窗里经常陈列的一张朱先生大照片不见了,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等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巨鹿路820弄时,弄内许多人都在忙于破“四旧”,走进朱老家,底楼已经换了新主人,到楼上一看,朱老家的布局也变了,画室里画桌也没有了。师母说:“儿子要结婚没家具,画桌改五斗橱了。”我沮丧地想,看来朱老要搁画笔了。第二天到单位上班,同事们对我避而远之,“风雨欲来”之势非常明显。果然晚上的职工大会上讲:“有些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三天后即宣布对我隔离审查。 　　1977年“春风吹又生”,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被推翻,我和朱屺瞻先生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如初了。经过文革十年,我已是不惑之年,“东隅已失,桑榆未晚”,我请求朱老为我题“桑榆轩”作为警示。原想再求朱老写两个字,但朱老谦虚地说:“字写得不好,这张拿去白相相吧。”并随手将案桌上一幅兰花送给了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文化一片繁荣,已是86岁高龄的朱老名望日隆,办画展、出访、接受采访等活动越来越多。我每次到朱老家里,那儿几乎都是宾客满堂,我已经难得有与朱老促膝相谈的机会了,但朱老对家乡太仓的感情不减,还是关心备至。 　　1979年,我经由朱寒汀先生推荐,受曹兴福先生之恩遇,从浏河调到太仓工作,这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为我在绘画道路上的发展提供了良机。工作需要使我有了更多与朱老交往的机会,又结识了唐云、谢稚柳、陆俨少、陈大羽等名画家,从而开阔了眼界,艺事日进。 　　1980年,朱老思先祖之德,欲在浏河家乡为先祖建墓。朱老祖父长熠公,字湘洲,经商有儒行,于乡里多善举,擅丹青,好收藏,民众口碑甚佳。朱老给我60元建墓费,托我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