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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重申新诗审美标准 　　前一阵子，网友们围绕“梨花诗”大做文章。一些写诗人纷纷标榜自己与“梨花诗”无关，纷纷忙着同“梨花诗”进行切割。 　　笔者认为，曾经写过不少令人称赞的好诗的“梨花诗”的作者，所以用口语写了些非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环境、气候、土壤都适合这些非诗的产生与存在。众所周知，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诗坛涌现了一大批好诗。特别是朦胧诗的出现，更使沉默多年的新诗坛焕然一新。正当新诗坛开始欣欣向荣之时，某些写诗人打着反抒情、提倡智性写作的旗号，把艾略特用典故堆积起来的“荒原”捧上了天。为什么？因为艾略特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于是，一大批写诗者一股脑儿涌向“荒原”。想从“荒原”中开辟自己的绿色庄园。结果如法炮制了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晦涩诗”充斥于诗坛。广大读者对这些“天外来客”写的“天书”，理所当然地给予嗤之以鼻；这时，又有一些写诗人打出反修辞、反形象、反文化，恢复语言的本真――鼓吹用口语写诗的旗号，好像是对“晦涩诗”的拨乱反正。殊不知，让毫无诗意可言的大白话――口语入诗，恰恰是矫枉过正。致使大量的随口胡说的非诗，即口水诗、垃圾诗充斥诗坛。这种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21世纪初，不但没有销声匿迹，而且越演越烈。而“梨花诗”只不过是其中的比较“拔萃”的代表作罢了。面对令人不能容忍的非诗现象，广大读者出于对真诗的渴盼，出于对新诗的爱护，便将忍无可忍的愤怒情绪，迁怒于“梨花诗”。他们以网络为靶场，以“梨花诗”为靶标，进行猛烈的点击与追杀，无情地扫荡与嘲讽。表面上看是将满腔怒火烧向“梨花诗”，实则是对大量涌现的非诗伪诗的大清除。“梨花诗”只不过是这些伪诗、非诗的替罪羔羊而已。 　　笔者认为，网友无论对“梨花诗”的“恶搞”还是对诗歌的恶搞，并非坏事。它至少给人们这样的启发：让所有写新诗的人静下心来扪心自问，反思一下自己的所在所为是不是在以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行诗的艺术创造。推而广之，在中国的新诗坛上，目前有多少诗人将诗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孜孜不倦地认真精致地写诗？又有多少人将诗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在玩诗，在践踏诗，在粗制滥造着诗的垃圾，在败坏着新诗的名誉？ 　　“梨花诗”之类的非诗大量产生，说明新诗的审美标准早已被“为所欲为”所代替。对此，我们有必要重申新诗的审美标准。 　　首先，新诗要具有抒情性。诗歌创作离不开情。诗作者在生活实践中，有了生命体验之后便会产生灵感。灵感是诗情的导火索，诗情是诗歌诞生的燃烧剂，只有诗情的猛烈燃烧与喷发，才能将诗的导弹射向令人眩目的天空。诗人写诗就是要靠诗人的激情、热情、真情，感染着读者。像诗人未央的名作《祖国，我回来了》，就是一首充满激情、直抒胸臆的感人诗篇。“东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了，祖国我的亲娘！”语言接近口语，单纯明朗，朴实自然，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尽管这首诗写于50余年前，今天读来依然让人们回到抗美援朝的艰苦岁月，依然让人们体验到志愿军战士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回到祖国怀抱时那种难以抑制的喜悦与激情澎湃。 　　其次，新诗必须具有形象性。凡是艺术的都是形象的。艺术所遵循的重要法则就是形象。诗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诗必须是形象的。诗的语言区别于一切抽象的语言即逻辑性语言和说明性语言。它给无形以有形，给有形以质感。它以生动的形象、意象，给读者以生动、鲜明的深刻印象。像诗人臧克家的经典之作《老马》：“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作为语言的艺术，新诗还应该包括含蓄性、哲理性、诙谐性、音乐性等特质。当然这些诗的特质都离不开诗的抒情性与诗的形象性。 　　以上所讲的新诗的特质，是在古典诗词中早就存在的，是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们经过反复探索实验的心血结晶，是诗歌创作必须尊崇的约定俗成的法则。这些诗的特质也是新诗经过80余年的实践探索对古典诗词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对于这些诗的特质的坚持与否，是产生真诗与伪诗的分水岭。有人会说这是“老生常谈”。殊不知就是这些老生常谈，恰恰需要一个诗人一生的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追求才能抵达的艺术顶峰。惟有如此，他才能永葆诗人这顶荣耀的冠冕。绝不是那些痴想一蹴而就、一举成名的狂妄之辈所能望其项背的。 　　有人说“口语诗”是试验是探索。在攀登艺术的道路上，我们从来都支持尊重那些真正的试验者与探索者，但是他们必须是站在前人所获得的先进成果的基础上去实验去探索才能获得如期的成功。而那些夜郎自大者、动辄要推翻前人的成功经验鼓吹从零开始者，无不碰壁，落个名声扫地。同样，如果有人背离诗的特质去探索去实验，其结果必然是跌进伪诗和非诗的泥坑。正如在实验田中种稻，目的是要获取高产优质稻，可是你把千百年来长成的一代又一代传到今天的稻种扔掉，用莠子代替稻种去实验，长出的肯定是稗草。明知长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