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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量刑程序构建 　　[摘　要]未成年人刑事审判量刑程序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程序独立度与各方参与性不够,该量刑程序的形态应该表现为法官主导下庭审各方的相互协作与理性沟通,达到适宜的量刑结果。尤其应关注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与量刑程序的契合,量刑建议与量刑答辩的平衡,两简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差异,量刑说理与庭审教育的并重。 　　[关键词]量刑程序;协作式程序构造;社会调查报告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量刑程序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居于核心地位。与成人刑事案件相比,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事实较为清楚,案件类型相对单一;由于绝大多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故而这些刑事案件审判的重心就由定罪转为量刑,被告人更关心量刑裁决结果,控辩双方在量刑上投入更多的关注和精力,此其一。其二,量刑阶段制度化地集中体现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原则和精神。和世界潮流一致,我国未成年刑事审判要求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工作方式,做到惩处与挽救相结合,教育与保护相结合,体现对未成年被告人特殊司法保护和人文关怀,切实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量刑阶段,量刑参与各方既要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对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等人身危险性做出评估,还要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衡量;既要注重基本犯罪事实和法定量刑情节,同时也要关切酌定量刑情节和其他相关量刑信息。法官通过量刑程序,在庭审各方的参与下对大量犯罪事实以外的量刑信息进行心证,最终做出合情合理的量刑结果,并对被告人进行判决前释明和判决后教育,正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刑罚裁量独特精神的体现。 　　然而,我国并未有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即便相当有特色的“圆桌审判”也仍然坚持了现行定罪量刑合一的刑事审判程序模式,并未凸显量刑程序在少年刑事审判中的重要地位。如何改革现行的定罪与量刑合一的程序,建构相对独立的少年刑事审判量刑规则,使其既适应少年审判的特色,又具有充分的正当性,成为亟需考虑并予以妥善解决的问题。 　　 　　一、未成年人刑事审判量刑程序中的主要问题 　　 　　现行的刑事审判程序中对量刑程序已有一定的关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专门的量刑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的量刑处于不受程序制约的“脱缰野马”式的无序状态。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一系列程序设置和制度规定,建立了一定的量刑公正程序保障机制。例如在法庭调查、辩论阶段,控辩双方通常一并出示所收集的证明定罪事实和法定量刑情节的证据,并在发表庭审意见时一并说明定罪和量刑意见。合议庭通过庭后阅卷核实证据并综合全案的法定及酌定量刑情节,做出量刑决定。被告人不服判决的可通过上诉等途径提起对一审量刑结果的审查。然而现有量刑程序的确存在诸如量刑程序各方参与度不够,量刑程序独立性不够等弊端,影响了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量刑程序公正性的评价,使量刑程序在规制量刑裁量权、确保量刑实体公正性方面等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具体到未成年人刑事审判量刑程序,这些不足主要体现为: 　　首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量刑程序的独立度与参与性不够。一是量刑程序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依附于定罪程序,不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使在被告人认罪的两简程序和快速审理程序中,本应作为庭审重心的量刑依然未被充分的展开论辩和阐述。这种“以定罪为中心的审理模式”,往往会使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产生量刑程序缺失,量刑问题在庭审中未经讨论的感受。二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量刑程序民主参与度不够充分。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行范围还不够广,操作方式上还存在较大争议。大多数案件中,公诉机关还是仅注重指控罪名的成立,而忽视对量刑事实,尤其是关于酌定量刑情节事实的查明。公诉人在法庭上对量刑意见的阐述,也往往较为原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量刑活动的参与还得不到有效保障。由于量刑标准并未全部公开,辩护人取证能力受到限制,辩护人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的量刑辩护。被害人和社会组织参与量刑还比较困难。大多数被害人仅仅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出庭,无法参加刑事部分的审理和发表量刑意见。社会调查报告和社区矫正机构的相关人员出庭、对未成年被告人有重要作用的成年人以何种庭审地位出庭、如何出庭,尚有较大争议,角色定位不够明确。三是量刑理由不够公开。虽然现有部分法院尝试在裁判文书后面附加法官后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但是庭审过程中仍然缺乏对被告人有针对性的、即时的教育和对量刑理由的充分阐述。同时实践中裁判文书对量刑理由的阐述大都比较简单。裁判文书中对量刑的说明通常限于对法定量刑幅度的确定和法定量刑情节的表述,较少表述酌定量刑情节和详细的量刑理由。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量刑结论的制作依据和理由了解不全,容易产生对量刑结论公正性的怀疑。 　　其次,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