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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分化政治整合与新时代社会治理 　　导读 　　过去四十年的社会变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分化。其中最基本的现象，是出现了体制内外的组织类别，其各自覆盖的人群地位获得模式有异，更重要的，是与国家中心体制的制度化关联不同，由此形成了政策资格、资源利用、利益传输、应责组织、代表通道的内外差别。本文指出，这一状况正在改变基层社会利益组织化的格局，反映为体制外从业者对社会政治议题的看法，与体制内从业者有所趋异。而现有的制度架构，无论是职业界别还是党派区分，吸纳的主要是具有同质特点的体制内人群。所以，系统扩大对差异性社会类别的制度整合度，是新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项重要不同，是社会成员的同质性降低，这意味着社会类别（群间差异）的多样性增加。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准确辨别这些类别的表现形态，认识它们的特征，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极为重要。因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依赖于国家体制整合多种社会类别的制度化能力。 　　认识这一问题需要合乎实际的标尺――即社会类别的划分框架。目前学界采用的主要划分形式，是“阶级”（如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或者更温和的细分形式“阶层”（如中产阶层、新社会阶层），政界多用的是“党派”与“社会团体”。“阶级”框架关注团体力量的政治对抗现象，“阶层”则强调地位声望、生活方式、资源分配的社会等级现象，而“党派与社会团体”以党团作为派别之分，重视的是党内和党外的“团结”关系。这些分类框架对于认识中国状况，包括改革开放后的若干新变化，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对于理解一些关键问题，仍缺乏准确对焦的敏感性。 　　阶级和阶层区分社会差异的基础标准，是经济指标，假定的是经济地位决定利益和价值信念。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现实。中国社会利益的组织化结构有异，和我们的历史和制度有关。党内和党外分类，是1949年初期“政治协商”的传统延续。但“政治协商”的前提，是不同党派确实要代表不同派别。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组织同化，如今八个民主党派虽然分别具有职业特点，但是作为“派别”的差异已经大大降低。 　　因此，如何认识那些尚未被整合的系统分歧，需要采用基于现实、贯通过去与未来的动态体察，寻找能够敏感反映差异线索的新框架，以便认识一些关键区别，帮助我们精准定位新时代的社会治理需要重视的社会成分。 　　一、寻找新框架：体制内外 　　过去四十年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发生了不少变化，大量的人从定居职业变化为频繁流动人员，各种新型职场从业者出现：自雇业主及合伙创业者、网商和独立零售户、房地产开发及租赁组织、市场经纪人、物流业主及雇工、金融股市、证?环治觥⒌谌?方认证、商业智库、电子游戏业、旅行健身业、电子传媒平台等，他们广泛分布于民商企业和服务业，涉及商业金融、法律服务、社会教育领域。这些在原有社会中很少、甚至基本不存在的行业组织，如今却正在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这符合市场经济的定律，哪里出现需求和机会，人力资源和新职业就出现在哪里。在这些人中，大老板和决策者是少数，普通劳动者和一般管理或技术人员是多数，但他们的共性是：都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其事业更依赖市场竞争，其生存取决于是否存在社会需要，或者是否能够为公司带来效益。可以说，这些人生活在新出现的、与从前有所不同的组织关系和制度环境中。我们常用“体制内外”说明这种差别，意指转型社会的两大基本体系并存――资源分配的市场体系和行政再分配体系。 　　（一）体制内外的差异 　　体制内外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经济性的。体制外新的职场工作机会多，财富增长较快，但竞争激烈，行业风险高，缺少稳定保障。虽然不是全部，但多数人的地位获得，源于自致因素（行业性质和个人能力），而不是组织依赖和地位继承（和行政组织的关系及身份）。当前，由于非农、户口、公积金、公务员、子女上学、医疗和劳动保险等和体制内身份有很大关系，很多公共制度资源，必须进入体制才能使用。“要身份在体制内，要挣钱到体制外”，这样的认识广泛存在于城乡劳动者中间，很多城市家庭选择“一家两制”就业，来尽可能多地获得体制内外的不同优势。 　　体制内外虽有部分融合――个人和组织层面的规则渗透和资源交易时有发生，但整体上，两个体系的资源分割仍属常态：一个有较多等级分配、垄断和保护特点，另一个则有较多的交易灵活性回避制度障碍，前者可以依靠资源继承、组织保护和再分配控制权的庇护，后者主要得依靠自己寻找资源、市场和发展机会。从社会学角度看，两个体系中劳动者的 “地位上升机制”不同：继承机制和自致机制。[2]这可以解释，中国为何相继出现下海潮、进外企潮、考公务员潮，以及进国企潮，它们分别反映了人们对资源分布和利用制度机会的行为。 　　“体制内外”现象使很多问题呈现变异。比如，研究者发现，中国社会的收入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