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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行为之可诉性分析 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正当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 是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失灵”；二是宏观调控能够法治化。 宏观调控法治化的最终标志，是司法可以也能够对宏观调 控行为进行审理与裁判。认为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不可诉性 的观点在理论上因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理念而不合时宜，在 实践中则可能因应人治的需要而十分有害。虽然要实现宏 观调控的可诉性在目前还存在许多障碍，但这并不能成为 否认宏观调控可诉性的理由。通过对现行司法制度的改 革，以建立“公益诉讼”为突破口，辅之以“法院之友” 等手段，宏观调控的可诉性是可以实现的。 关键词:宏观调控/法治化/可诉性 刖g 基于历史的演绎与观念的推导，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 结论：由于市场失灵作为市场的内生品格而不可避免，通 过来自国家的干预以有效消除市场的负面效应，也便具有 了正当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就成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客 观存在。虽然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手段、重点和程度因 各国历史背景和传统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 作为国家干预经济重要手段的宏观调控，则以“国家经济 管理行为的最高形式” [1]，而几乎为当今所有市场经济国 家所运用。然而，这种隐含了秩序建构主义逻辑的行为， 又会因政府的理性不足、能力有限和自身利益偏好等“政 府失灵”现象，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干预异化”，从而对 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构成威胁或破坏。因此，构建可 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