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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背后著作权困惑 　　2007年亚马逊推出Kindle时,多数人都未能预见到其缔造的销售传奇,时至今日,当众多文化机构、技术厂商争相研发电子阅读产品并构建服务平台时,已无人再质疑电子阅读这种新兴阅读方式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了。与国内电子阅读市场起点不同,Kindle的成功关键在于其背后30万种图书、30多种报纸和25种杂志的强大内容支持。“内容为王”已经成为电子书产业不争的事实。反观我国,在数字出版方兴未艾之际,电子书的内容版权资源背后所隐含的各类著作权法律问题,却或多或少地被巨大的商业利益和新颖的运营模式所掩盖。在汉王、方正等公司纷纷进军电子书市场,大举与广大出版单位、期刊社开展版权采购与内容合作时,我们抛开运营模式不论,单说电子书版权采购与合作中已突显的各类著作权问题。 　　 　　尴尬的版权合作模式 　　 　　通常情况下,电子书厂商需要将已出版的作品在数字终端进行数字化复制进而推向市场销售,所涉及的版权权利种类相对复杂。有关权利大体包括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以及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财产权利,此外部分与纸质图书同比显示的电子书还涉及出版商的版式设计权等邻接权。遵循先授权后使用的法定原则,电子书出版商不论是在产品中预装图书,还是提供图书下载,前提是取得相关版权权利,否则就会承担相应的侵权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显然,版权采购与合作的对象必须是版权的合法所有者,也可以理解为谁是版权的真正权利人需要电子书厂商分辨。 　　纵观西方电子书市场,电子书出版商多是通过与出版机构签约的方式获得图书和有关作品的电子版权,这是因为多数出版社、期刊社都会和作者签署细致规范的版权协议,即规定出版机构享有数字化复制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利的转授权。这样,从出版机构手中获得权利的真实有效性就得到了极大的保障。此外,如出版机构不具备转授权的权利,电子书厂商也可以通过清晰的版权流转记录,快速找到作者或相关权利人取得授权,从而解决版权问题。清晰的版权权利归属制度和版权保护制度,造就了电子书厂商与权利人的和谐产业链,也成就了亚马逊这样世界瞩目的数字出版企业。 　　近年来,我国电子书厂商也在借鉴这一套路,希望通过与出版机构签署授权许可协议彻底解决作品的版权问题。但中国不同于西方,他们发现实践远比想象复杂。从我国的国情看,著作权制度起步较晚,特别是上世纪末提出数字版权理念后,大批机构和个人不规范的版权采购与合作行为,不仅造成作者与出版机构间、作者与数字图书馆间的极度不信任,也造就了很多授权不清、许可事项不明、含有大量瑕疵的版权协议,导致目前数字版权资源市场结构异常复杂,数字版权授权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易取得性。因此,电子书厂商不仅要与出版商合作,还要面对拥有海量专有授权的数字图书馆,同时还需要与千千万万的作者,甚至文化公司打交道,这“四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但面对商业利益的诱惑,电子书厂商急于在短时间内取得大量授权,急功近利的做法就是把关注和“死磕”的对象定位为前两者,而多数出版商或数字图书馆也看到他们的心理,面对电子书厂商抛出的橄榄枝,大都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强势姿态,这就造成了目前电子书市场尴尬的版权合作局面。 　　 　　授权合作过程中突现的版权隐患 　　 　　与出版商、数字图书馆怎样搞好合作,一直困扰着多数电子书厂商。但从著作权角度这还不是核心问题,更为深层的隐患就是即便与出版商、数字图书馆建立了合作关系,取得了所谓的作品授权,但有关授权是否真实有效,无任何风险的呢?这个问题对于电子书厂商犹如定时炸弹。 　　与出版商、数字图书馆的版权合作可以分为三类:一、与出版社的版权合作;二、与报纸、期刊社的版权合作;三、与数字图书馆的版权合作。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版权资源的分布存在显著的分散性和复杂性。自国家版权局1999年45号文件《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已废止)提出数字化制品的概念,著作权法在2001年修订时加入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后,以数字化形式复制和信息网络传播方式使用作品的条款才开始散见于出版社和作者的合同中。这就可以基本推定,2001年前出版的图书,如无再版,其数字化复制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权利基本都在作者手中。此外,根据以往的了解,就是有了这两种使用方式的法律概念,绝大多数出版合同约定的也仅仅是出版社出于宣传目的需要在自己网站刊登作品以及无偿授权第三方网站使用作品部分章节的内容,未明确取得以电子书形式使用的单方面转授权。通俗地讲,就是很多图书出版社无权可授,电子书厂商要合法使用作品,还是需要找到作者,特定情况下,还需要作者和出版社的双重许可,这就极大地抬高了授权成本,并降低了授权效率。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在这样的权利结构下,电子书厂商直接从出版社获得的作品授权绝大多数都存在瑕疵,正版率大打折扣。有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