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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承转合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功能演进 　　摘要:我国农村金融的缺失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而被赋予农村金融主力军地位的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合作金融却未能有效地担负起服务“三农”的责任。通过对农村合作金融功能演进的分析,揭示了合作金融改革变迁被掩饰的真相,从而提出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推进策略。 　　关键词:合作金融;农村信用社;市场化;推进策略 　　中图分类号:F830.61 文献标识码:B 　　 　　合作金融是与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并立的农村金融形式,在乡村变革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构建现代农村金融支持体系的主要支柱之一[1]。种种迹象表明:世界范围内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核心是农村金融,农村金融的主体是合作金融。目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与发展正处于历史性突破拐点上,有必要对农村合作金融功能演进中有关的战略问题作出前瞻性探索,以提出有效的推进策略。 　　 　　一、 起:信贷约束下的农村合作金融需求 　　 　　1973年,Ronald McKinnon和Edward Shaw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这说明金融变量与金融制度对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来说,并不是中性的,从而使得广大理论和政策研究者普遍认识到,我国农村要素市场的分割和金融抑制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至此,对农村金融需求现状的正确认识就成为农村金融深化的起始点。 　　长期以来,我国农贷呈现典型的“两极三元”结构,农民借贷要么是无息(或低息)的国家农贷和亲友借贷,要么就是高利借贷,利率适中的商业性借贷长期缺位,究其原因:商业金融只能生存于经营性农场普遍建立的基础之上,而随着我国人口快速增长而来的土地日益细碎化造成的生存性小农经济无法支撑商业性信贷机构的运作,即商业金融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需求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伴随着风险收益的均衡考量,商业金融逐渐从农村地区撤离,即商业金融在我国农村地区供给缺失。在这种信贷约束下,农村资金的需求天然地促生了农村合作金融的需求,也同时提供了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基石。 　　 　　二、 承: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变迁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农业和农村发展经验表明,如果小农没有金融合作的权利,其它合作是很难有效地开展的。无论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国,农村金融的发展都是以合作金融模式为主体,其他金融模式为补充,体现了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轨迹和合作金融制度在农村的比较优势[2]。纵观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变迁,由政府、合作金融机构和农民构成的非完全共同利益群体一直处于合作-冲突-合作的动态博弈中。 　　1.新中国成立前的传统合作金融。中国现代合作金融运动肇始于1919年创办的“上海国民合作银行”,是农民为解决自己生产和生活困难在社会组织推动下自发性组织起来的。长期传统的“和合”思想使得当时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不论是在国民政府统治区还是革命根据地都体现出自愿性、互助共济性的功能,打击了高利贷,促进了农业生产互助,使得农民一直走在互助合作的道路之上[3]。 　　2.新中国成立后的“官办”合作金融。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不断尝试主要是以农村信用社的形式实现功能演变的。以2003年《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为分界点,信用社改革从坚持合作制走向突破合作制,呈现出产权制度改革模式的多样化和组织形式的多样化。 　　2003年农村信用社全面改革试点以前,信用社经历了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和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两个阶段,在治理结构上强调合作制,在经营机制上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在实践中,组织依赖和资金依赖上仍来源于政府支持,属于“官办”的农村金融机构。信用社的经营目标、经营理念从互惠互助转向盈利,服务对象从农民为主转向乡镇企业,服务区域从乡村转向城郊,这些转变不仅没有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反而造成农村资金流向非农产业、流向城市,加剧了农村资金缺口的扩大化,信用社的基本功能完全异化,成为了国家银行这个政府实现工业化政策工具在农村的助手。 　　以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改革为起点,2003年掀起了以商业化为导向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社区性地方金融企业”的定位突破以前囿于合作制的局限:以市场化为原则,以信用社产权改革为突破口,着力解决明晰产权关系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并将信用社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形成了三种产权形式,即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以及四种组织模式,分别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县农村信用社统一法人、县与乡镇农村信用社两级法人[4]。 　　可以看出,继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至今,农村信用社功能不断在演变,但这些改革从根本上未能摆脱政府主导、行政推动。信用社为行政主导型合作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