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的关系.docVIP

- -页脚--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 ——“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摘要：“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本文认为，“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关键词：“通经致用”，考据训诂，义理，“汉学”、“宋学”，桐城派 清末学者皮锡瑞(1850-1908)曾对清代经学流变作过这样概括：“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学。”[1]自此之后，人们便以“汉宋学之争”和“今古文学之争”为框架考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