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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聚焦县委书记 策划人语 在我国党政权力体系中，县委书记是一个数量庞 大而又极为特殊的群体。正如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所说， 县一级在我们党和国家组织结构中处于关键地位，县 委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骨干力量，是党的中 高级领导干部的重要来源。建设好县级领导班子，全 国大局就能基本稳定。 尽管县委书记总数不到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 1%,但权力大、责任大、影响大。由于传统丰厚的 郡县制政治制度和文化遗产，当人们耳闻目睹一些名 声不佳的县委书记时，就会不自觉地把他们和旧时代 那种高高在上、欺压百姓的“县太爷”联系在一起。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的确习惯于把县委书记当 作整个官员序列中个人权力最容易集中也最容易失 去监督的一级。对于个别县官们的不当言行，网友们 也纷纷当作笑料来发泄早已积郁的不满。与之相对比， 广东省委组织部2010年曾发布一份《关于全省县委 书记集中考核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五加二， 白加黑”是县（市、区）委书记的工作常态，许多都是 “拼命三郎”。 官方的评价和人们观感的反差原因之一在于权力 运作的不公开透明。执政党塑造的最有名的县委书记 典型焦裕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感动了无数人。 如今，“拼命三郎”们感动了上级，但没有更多地感动 普通民众。 时代在变化，人民的期待在变化。对于县委书记 的“天花板”问题，党和政府通过提高级别等措施给 予了回应，因此，对于整个社会有利的事情也要切实 做到，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不能变成绣花枕头，而 要为普遍开展积累丰富经验。如此，在党内民主带动 人民民主、党内改革带动整体改革上，县级党委和政 府就将作出重要的贡献。 策划：本刊编辑部统筹：赵义 “好经被坏和尚念歪”己过时 网络时代，官员的言行经常会被“无意”中流传 和放大，在围观效应下成为发泄社会情绪的一个出口。 县委书记自然也不例外，在2010年还格外显眼。就在 2011年元旦即将来临的时候，一则图文并茂的县委书 记“熊抱”央视女主持人的微博在网友中间热传。事 情看似不大，颇有恶搞的意味，问题就是为什么网友 们会存在丰富的联想。2010年年末，新华社记者走访 了 50多名县委书记，书记们普遍反映比较担心“被妖 魔化”的趋势。 在诸多公共事件中，县级党委政府想不成为焦点 都很难。以征地拆迁为例，因为舆论的压力，官员序 列中品级不高、责任不小的他们也不得不抛出自己的 真实想法或部分的真实想法（比如，很少指责政策和上 级考核的不合理）。他们无非是在用别人之恶来为自己 的恶辩护，通过把大家的道德水准拉平来解脱自己。 万载县委书记指责学者对于拆迁的“虚伪”心态（“我 们不拆迁，知识分子吃啥”）来反驳换位思考（“假如 拆的是你家的房子，你怎么想”）是如此，宜黄县政府 官员抛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论实际上也是如 此。 这种做法是被逼到夹缝里的无奈之举，对当事人 也是风险最小的办法，但对整个社会是最差的选择， 包括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妖魔化”浪潮。 在本刊记者对县委书记的采访中，不乏清醒的认 识，实际上人人都是知道善恶区分的。一位县委书记 就说：“对于土地征用方面的工作，应该严格按照政策 办，除了信息公开，涉及拆迁事项都必须通过法院判 决后才能执行，而不是靠简单的行政命令，这样可以 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我始终认为民主、自 由都是有规则的，任何事情都应该按规则办，按法律 办，这其中由不得个人愿不愿意。” 这样的想法符合新拆迁条例修改的走向，也说明， 只要有合理的制度诱导，那些昨天还在为恶行大唱赞 歌的人们并不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比如，县委书记处 在农村工作第一线，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人民日报》 社论呼吁地方对于三农要舍得真金白银。这就不能只 依靠自觉性，还需要考核的激励。否则，很多县委书 记的眼睛会只盯着农民土地带来的财政收入，而对农 村的真实问题视而不见。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的： “宽马路、大广场表现出自己的所谓政绩。这又同官 员的考核制度有关。因此，我们必须从制度上解决这 些问题。” 事实上，回顾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对于基层矛 盾一直有一种“好经被坏和尚念歪”的经典论述，其 中也包含潜在的责任划分和引导民怨所指的意思。这 么多年下来，问题已经相对清楚了：如果是好经，那 么为什么没有遏制住“坏和尚”的出现；更重要的问 题是，为什么会被念歪？ 在今天看来，简单地把板子打在基层干部身上的 问责办法己经不敷应对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况。农业税 取消之前，在基层出现过多少腥风血雨般的干群矛盾 和冲突?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常常在基层演化为权力之 恶充分彰显的过程。最终中央政府以取消农业税来彻 底结束这个过程。 现在的情况更为复杂。最近，人民日报出版社出 版了一套《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县考察报告》， 前言说：“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人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