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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供给弹性① 　　作者：封进张涛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年12期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标识码A 　　农村劳动力转移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农村劳动力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就地转移；第二类是农村劳动力自发流动到乡外其他地区的外出务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9年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其中农村外出劳动力约为1.5亿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25%左右②。本文关注第二类农村转移劳动力，原因在于，首先，自2004年以来城市劳动力市场频遭“用工荒”，而且短缺的并非只是技术工种，普工是“用工荒”当中缺口最大的工种。农村转移劳动力(“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体，如何增加劳动供给是中国制造业持续增长面临的问题之一。其次，城市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王建，2010；张平和刘霞辉，2010)，让该类劳动力在城市长期生活是促进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途径。很多研究已经指出，较低的工资水平、较高的生活成本、排斥性的社会政策，如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子女教育、住房条件等，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蔡昉等，2003；白南生和李靖，2008a)。近年来，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农民工工资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由国家统计局的历年调查数据可见，农民工的工资在2000年前增速较缓，2004年是转折点，此后每年以大约两位数的增长，其中2008年增长19%，2009年增长16%。然而工资上涨对于增加劳动供给有多大的作用，提高工资能否补偿在城市中生活遇到的困境？目前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结论。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即工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劳动供给弹性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处境相关，大量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处境不尽如人意(国务院政策研究室，2006；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工资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提高工资既可能增加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从而延长打工时间，也可能缩短其打工时间(若其打工的动机主要是挣钱后早日回家)。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的确十分普遍(白南生和何宇鹏，2002)。对于转移劳动力供给弹性的估计可为评估相关公共政策的效果提供依据，当前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险政策日趋加强，而其他方面的政策相对滞后，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工资和福利待遇所能发挥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评价。 　　本文主要区分两个问题，第一，工资水平对外出打工持续时间的影响，即估计外出时间弹性。第二，工资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的影响，即估计参与弹性。基于对四省份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外出持续时间弹性远小于参与弹性。进一步区分教育程度、出生时期后看到，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时间弹性在这些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教育程度较低者以及新生代的外出时间弹性相对较大。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反映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变量，如住房条件，配偶和孩子是否同在等对外出时间弹性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本文的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介绍理论框架和估计方法；第三部分是数据描述；第四部分汇报估计结果，分性别、教育程度、出生时期分别估计参与弹性与外出时间弹性；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含义。 　　一、文献综述 　　经典的劳动供给弹性区分了两类弹性，一是劳动力参与的弹性(Extensive Elasticity)，指劳动者是否参与工作这一选择对工资的反应程度；二是劳动时间弹性(Intensive Elasticity)，即对于有劳动参与的劳动者而言，其工作小时数对工资变动的反应程度。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文献发现劳动供给的变动主要源于参与弹性而非劳动时间弹性(Blundell和Macurdy，1999；Heckman，1993)。转移劳动力的供给弹性也可分为参与弹性与时间弹性，就时间弹性而言，本文的含义与上述文献有所不同。在该类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更有现实意义问题的是考察工资对其外出打工持续时间的影响。 　　现有研究未直接涉及外出时间弹性的估计，但现有发现对于建立本文的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微观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从事的工作报酬低是离职的最主要原因(白南生和李靖，2008b)，农民工越来越抵制收入低的工作(李琴和朱农，2011)。关于劳动力回流的研究大多发现，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的外出打工劳动力更容易回到农村(白南生和何宇鹏，2002；Liang和Wu，2003；Wang和Fan，2006)。除了工资待遇和个人特征外，研究更多关注了其他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其一，城市政策的影响。子女入学、住房、社会保障等现实问题和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迫使很多人最终选择离开城市。用统计局2003-2004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大样本数据的研究发现来自农村富裕家庭的人更容易留城，因其家庭负担较轻(盛来运，2008)。农民工的流动还表现出一定的收入效应，富裕家庭的人外出打工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