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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二 　　据李所编《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统计，清末之“各省调查报告甚为丰富”，而民国之调查报告“到部者数量虽少而内容精细”。具体而言，当时清末存留之“民事习惯调查报告”竟多达828册(不计重复部分，下同)，除安徽一省可能因多年未加清理、 以致散佚之外，其余各省均有报告资料保存下来;其“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则存有直隶、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四川、广东、广西、贵州、奉天、吉林等11省共计53册(其中尤以广东最多，占28册);其“附属文件”亦存直隶、广西、吉林3省“诉讼习惯”4册及修订法律馆调查民事习惯2册(同时还附有江苏苏州婚书格式6件)共计6册。 相比较而言，民国时期所获调查资料则要少得多(当时政局不定、社会动荡乃其主要原因)，各高等审判厅处呈送“民事及商事习惯调查报告”者仅有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奉天、吉林、黑龙江等16省及热河、绥远、察哈尔3特别区共计67册;此外，单独呈送商事习惯调查报告者仅山东省1册;其“附属文件”则存有奉天省高审厅呈送之“关于民商事奉天省各种单行规则章程”、“现行律例关于民事有效部分”各1册， 及修订法律馆调查员李编呈之“票据习惯参考资料报告书”、“北京商界及银行票据习惯调查报告书”各1册，共计4册。这样，到1926年为止，北洋政府司法部所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