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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城市化思考 　　中国式“逆城市化”思考 　　　　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指城市化后期大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向大都市的小城镇、非大都市区或远方较小的都市区迁移的一种分散化过程。单纯的就表现形式看，中国目前确实出现了社会精英“逃离北上广”现象，出现了公务员“非转农”现象，出现了高校毕业生“回原籍”现象。有些观点认为中国进入“逆城市化”阶段了，并把这种现象同城市化进程加以对比考虑分析:其中，有人宣扬并支持此现象，认为其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也有人批评并反对此现象，认为这是城市化的一种倒退，要从政策和规划方面规避这种趋势;更有甚者，认为这是一种“伪逆城市化”，不足为虑，只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华丽转身;一时之间，众说纷纭，津津乐道，各有各理，各圆其说。但无论如何，“逆城市化”这一话题已成为进入二十一世界以来中国城乡发展中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值得我们从多角度继续深入思考其背后的本质。 　　　　1. 经典“逆城市化”模式 　　虽然，霍华德100多年前提出并竭尽全力想创建的理想国——“田园城市”就可被看作“逆城市化”思想的雏形，但这一概念的明晰确立，却还是在1976年由美国地理学家布莱恩?J?L?贝里所首先提出。在他的观点中，认为城市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转移是城市发展的新特点。 　　这一概念中的“逆城市化”主要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在这些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大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愈来愈强大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聚集空间趋近极限和难以持续的种种“城市病”。当城市的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得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由此，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 　　[1]分解。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市化”。 　　传统城市发展周期论认为城市的发展一般要经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4个阶段，而其中的“逆城市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要经历以下4个阶段: 　　?萌芽阶段——首先搬入郊区的是城市上层，富有阶层; 　　?形成阶段——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但仍要每天到市中心工作，购物和娱乐; 　　?发展阶段——居住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 　　?成熟阶段——郊区的自立程度越来越高，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变成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郊区人口是都市区人口的一部分，郊区化的出现导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 　　[1] 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 　　上面的介绍是经典的、传统意义上的“逆城市化”，也是国外许多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所经历过的模式，尤以美国70年代的城市发展进程为代表，体现了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的 　　[2]自我调节与修整。 　　　　2. 中国式“逆城市化”:生活更好or生存不了, 　　2010在中国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召开了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为主题的世博会。在这此盛况空前的大会上，展示 　　1 　　了未来绚烂缤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甚至生活的科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百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城市模式的探索和研究，在这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发展过程中，每个城市里的人作为个体参与其中，但又不明方向。人们在参与城市生活的过程中，普通大众不会从城市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于个体而言，过更好的生活，或让后代能过更好的生活是显而易见的内在驱动力。对于“更好”，我们可以理解为享受更多的资源，接收更多的信息，生活更便利，生活环境更舒适，生活成本更低……但是，这些更好的要求对于城市自身发展来讲，是有矛盾的。城市在积聚发展壮大过程中，伴随产生了热岛效应、空气污染、犯罪增长、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各种城市问题。这就意味着城市资源更集中了，但是生活环境质量下降了;城市信息更多了，但是生活成本更高了。于是，有些人进入城市，有些人离开了城市。 　　一个城市正常的发展，本应经历以上描述的现象。个体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城市人口流动健康的循环和发展。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当城市人口流动不因内在驱动力为主导，而是以外在驱动力强加给个体，也会出现上述人口流动的现象。外在驱动力更多的表现在政府政策层面上，相对于内在驱动力更加强硬，当这两个力方向相反时，个体离开城市的原因已经不是为了“生活更好”，而是在城市中“生活不了”，离开城市是被迫的选择。 　　以史为镜，更有利于鉴今之事，让我们把目光追溯到古代最繁华的中国都市——长安。公元789年(贞元五年)，文学青年白居易18岁，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