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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根本精神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文化是人格的无限扩展。”文化之独特个性、文化体系之特殊价值素质，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文化精神”。它隐含在人的心灵里，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挥着作用，其所具有的心灵姿式和生命律动，只能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将自己的影像投射到具体的物质形式上。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天人合一精神。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同态度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中国哲人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但又主张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虽然也把人与自然看作对立的两方面，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将两者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精神。它不但充分阐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的认识，还表达了他们对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体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就是自然界与人的统一，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过度改造自然，同时人对于自然又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我所用。在当今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一种反对神而提倡属于人的东西的思潮。提倡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中国文化宣扬的道德的人本主义，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蕴涵着完善自我的能力。这种思想与近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理论不谋而合，都充分肯定了人进取向善的天性。人本主义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儒家看来，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性质，相反，根据人道的原则，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即人是社会性的，人的自我实现离不开对他人的尊重与帮助。人本思想的确立，有助于人们合理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并使人们能更有力地抵制外来宗教神学的入侵。 　　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就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它指导着人们合理地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的代表《尚书》和《诗经》中。自古以来，中国的哲人都极力提倡有为、勇于进取，重视“刚”的品德，强调人有要坚定性、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是刚健自强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孟子“舍生而取义”的豪言表现了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这种不畏强暴、不受诱惑、顶天立地的独立的人格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贵和尚中精神。“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作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贵和尚中，就是追求所谓的“和合精神”，即在冲突中追求融合，吸收各种优质成分，“和合”成为新结构、新事物、新生命、新思维，“和合”成宇宙万象。“和合精神”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宋明时期，比如宋明“理学中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和合”性。 　　中国人崇尚贵和尚中思想，珍惜和谐局面的稳定，重视社会的发展。贵和尚中精神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五点： 　　第一，差异与和生。天地万事万物都是“和合者”，是通过“和”或“合”的方式融合生成的，所谓的“不存在”与“存在”都是通过“和合”转换的。异质元素或多元要素之间相互冲突，在冲突中的各元素以“和”和“合”的方式转换，生成新生命、新事物。因而“和合”是新生命、新事物产生的必经方式。 　　第二，存相与式能。宇宙中的存在称之为“相”，因此存在的方式即存相方式。式能是指存相方式的种种潜能，存相所涵蕴的潜能方式或潜能结构。潜能结构与方式在种种冲突中选择一种式能，转换或变得和谐有序，以实现“和合”。 　　第三，冲突与融合。宇宙中的一切都包含着差异，在冲突的过程中实现的融合，化生出了新的结构方式。因此融合是以冲突为前提的，而冲突的理势必定是融合。经过冲突、融合形成的新“和合”体，发展和提升了原有的差异和冲突，体现了冲突与融合的价值。生活中差异和冲突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生活即是冲突，有冲突就有融合，通过冲突和融合形成的“和合”体，就是生活体。 　　第四，汰劣与择优。“和合”过程所包含的冲突与融合是异质元素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冲突以汰劣为原则，融合以择优为原则，冲突和融合构成的新“和合”体就是通过汰劣与择优构成新事物或新结构。“和合”过程中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冲突定位出异质元素的优质成分，它们互相吸收，融合成新事物或新结构，即新“和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