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隋唐时期司政策 .docVIP

探讨隋唐时期司法政策 　　中国古代通过集体会议,以讨论的形式,集思广益,为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的制度起源甚早,在秦汉时期已基本形成,到隋唐时期则日益成熟,称为“集议”,还被写入了王朝的令、式,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并在注释中解释“议”云:“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①集议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重大的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诸方面的问题,均可通过一定的程序,成为集议的主题。有关法律问题的集议是集议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具体的程序和运作方面,更为完备,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对当时的法制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尽管学界对唐代的集议制度本身已有一定的研究②,但关于司法过程中之集议的研究还付之阙如。本文将尝试对这一问题做较为详细的探讨,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司法集议的发动 　　隋唐时期,在司法运行的过程中,可因一定的情形发动集议。从发动集议的主体看,大致可分为指定集议、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三种情况。 　　(一)指定集议 　　指定集议指就某些重大或疑难的案件,由皇帝直接下诏,命令百官进行集议。隋代,嗣滕穆王杨纶曾被告怨望咒诅,炀帝命黄门侍郎王弘审理此案,“遂希旨奏纶厌蛊恶逆,坐当死”。炀帝令公卿集议,“以公族不忍,除名为民”③。指定集议针对的多为制狱。对于制狱,根据王朝的律令,有关机关在审断后,要直接上奏皇帝,由皇帝权断定罪①。这些案件一般来说或是事关重大,或是疑难复杂,或是牵连广泛,或是涉及到了宗室、重臣等特权群体,或是关涉国家的重大利益,所以尽管皇帝可以权断定罪,但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又使他没有充分的把握行使好这项权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制定律令的隋及唐前期,贵族阶层尚有较强的势力,而制狱又常和这一阶层有关,所以或是出于审慎的目的,或是为了获得舆论的支持,或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无私”以塞众议,或是为了推脱责任并彰显皇恩浩荡,皇帝在做出最终裁决之前,常会命令百官集议,作为决断的依据或缓冲之阶。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集议实际上是一种辅助皇帝行使其司法权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帝权断权行使中的刚性和不确定性,是对皇帝权断权行使中缺乏程序性制约的一种补救,因而是一种缓冲性和补充性的司法机制。在这一机制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多数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看作是官僚集团的整体意见,皇权也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样就在皇帝行使其权断权的过程中,加入了国家法律权力的因素②,对理论上不受制约的皇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与此同时,这种机制也将皇帝权断权的行使由隐秘转为公开,可看做是中古时期司法公开的一种形式③。司法集议使司法过程具备了更加丰富的合理性,相对就更容易达到司法本身的目的。因指定集议是由皇帝所发动,所以并无范围上的限制。在制狱之外,如果普通司法案件因其引发的争议或轰动性效应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也可以随时指定一定范围的官员进行集议。从唐初开始,随着三省制的日渐完备、权力制衡机制的日益严密,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也日趋繁密。在三省制下,尚书省裁断流刑以上之罪,按照律令的规定必须使用奏抄这一文书形式,而门下省有审署奏抄之权④,如此一来,在文书运作的过程中,相关案件在经刑部复审后,还要由门下省奏定。然而,王朝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双向的,案件即使已由门下省奏定,刑部仍可提出异议。然后,再由门下省审核,另行奏定。即使经过了如此复杂的程序,如皇帝认为有疑问,仍可下令集议。《魏郑公谏录》卷二“谏处张君快等死”条:“刑部奏:‘张君快、欧阳林谋杀苏志约取银,君快不下手。贞观九年三月赦:劫贼不伤财主,免死,配流。经门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举断合死。’门下执依前奏。尚书任城王道宗录奏。太宗谓侍臣曰:‘国有常典,事迹可明,何得各为意见,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当。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谋为劫杀,何得免死?’因令杀之。公进谏曰:……太宗令议。议定奏闻……因令配流。”⑤就是对上述司法程序较为完整的反映。从制度上讲,皇帝是所有流以上案件的最后裁断者,对其中引发争议的案件均可发动集议。对于普通案件而言,这实际上等于在最后的审级之前又加设了一道临时性程序,从而可以集体的力量,以多元化的视角和观点为终审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指定集议是“慎刑”思想在司法制度设计上的直接反映。 　　(二)申请集议 　　申请集议指有关机构或个人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申请就某些重大、疑难的法律问题或司法案件进行集议。因此,申请集议又可分为个人提请的集议和司法机关提请的集议两种情况。在隋唐时期,凡是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均可就有关案件,上奏皇帝,申请组织集议,所受程序上的制约较少。《唐国史补》卷中:“衢州余氏子,名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