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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转型与中国经济论文 　　一、消费短板:中国经济失衡的动力格局 　　(一)回顾与比较 　　从建国初，快速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提高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步促成了中国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强化了政府主导、总量导向的增长模式;财政分权体制、唯GDP政绩考核，刺激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进一步固化了投资出口增长模式，导致长期投资、出口过高、消费短板的现象。从结构看，我国最终消费率逐渐降低，而投资率逐渐提高，投资—消费失衡(见图1)。消费率从1978年的%降到2012年的%，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低的。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从1978年的%降到2010年的%，降低了15个百分点(见图2)，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都很低。同期总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提高到2012年的%，提高了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10年超过了40%，年均为%，超过世界平均投资率(22%)24个百分点，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高的。从经济贡献看，消费的“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000～2013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降至50%，降低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由%提高至%，提高32个百分点。2004～2013的10年间，消费、投资对经济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见表1)，说明我国依然以投资为主动力，离消费拉动尚有距离。从国际比较看，相同年份，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OECD国家平均水平保持在55%～57%之间。［7］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降到2012年的%，年均%。2010年“金砖五国”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中国最低。 　　(二)剖析与思考 　　长期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发展动力格局导致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贸易高顺差、消费低水平的无后劲、不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明显的“外强内弱”、“外升内降”、“消费短腿”特征，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带来严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经济自主、持续增长的动力大大削弱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外部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而过度依赖投资会加大经济风险。目前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②(ICOＲ)“双高”，表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3之间。我国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1979～1995年间平均为，1996～2011间年平均为，1998、1999年高达5～6，［8］2008～2013年均值已经升至［9］。低效率的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10］它不仅形成“投资—债务—信贷”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引致“信贷膨胀溢出型通货膨胀”，而且加剧产能过剩、能源紧张、金融系统性风险、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还将在自主性和持续动力上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2.经济增长、发展的成果分享不均首先，“国富民穷”式增长表明发展成果在政府与民众间分享不均。中国持续35年高投资率、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不同步。1978～2012年，中国GDP、人均GDP、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均%、%的增长率。同期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为%，［11］低收入、高储蓄势必导致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2000～2011年，居民消费占比由%降至%，政府消费占比则由%提高至%;［7］此外，与世界平均水平50%～55%相比，中国劳动者报酬、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持续走低，民众难以分享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国际劳动组织根据中国1978～2007年数据估算，中国劳动报酬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大约下降个百分点。［12］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1990、1995、2000、2006、2011年分别为%、%、%、%、%，2007最低达%。1995～2008年，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也由%下降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下降到%。［13］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降至2012年的%，累计下降了个百分点。其次，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分配不均体现了发展成果在个体间分享不均。目前中国城乡、行业、群体、部门、地区之间以及单位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