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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美德储蓄的意义论文 　　当今社会道德问题层出不穷，各地也出现了许多旨在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新举措，其中之一就是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道德银行”。他的一般做法是：做好事的人到道德银行开设账户，每年提供一定的志愿时间；需要道德帮助的人到道德银行申请帮助，曾经提供志愿时间的人可优先获得帮助。这一做法也渐为许多大中小学校所效仿。河北涉县为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在全县中小学中开展的“美德储蓄”活动即为其中一例。其具体作法是：全县各班都建立“美德储蓄簿”，成立美德存录小组4～6个，每组推荐一名组长，由组长负责将本小组成员在学校、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美德表现记录下来。存录在簿的美德可由本人自述，也可由其他同学、家长推荐。“美德储蓄”实行积分制。例如：捐款献爱心、见义勇为等记10分；帮父母干活、按时完成作业等记5分；拣到东西上交等记1分。对违反校规校纪等不文明行为，扣除相应分值。储蓄簿每记录一页，需由班主任签字核准。储蓄簿记录满后，将“美德储蓄簿”积分情况报至学校德育处。核实后，由学校德育处统一向学生家长发放喜报。 　　在笔者看来，这类活动的可取之处在于，学校重视学生道德行为养成的外在强化作用，是对那种认为道德应该纯粹是义务的、不需要任何回报的传统思想的反动；他将学生良好品德的培养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上，是对我国长期以来重视道德知识传授、忽视道德行为习惯培养的一种有力纠正。但是，他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认为美德的形成是以外界的表扬或回报为前提的。该制度的实施，不但不能起到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作用，还会导致一些不道德行为的产生。 　　一“美德储蓄”活动实施的现实困境 　　“美德储蓄”活动难以评定真正的“道德富翁” 　　在河北涉县开展的“美德储蓄”活动中，活动的设计者把评定“道德富翁”作为对学生的最高奖励。然而，这种活动难以评出真正的“道德富翁”。首先，好人好事发生具有随时性，评估难度较大。一方面，一些学生可能做好事“做而不报”；另一方面，“报需证明”使得“交易成本”极大，甚至可能出现“做好事前先索要证明”的笑话。而且，有些道德行为根本无法得到证明。例如：当一个学生发现学校水龙头没关时，他是否需要等来目击证人再将其关闭？因为只有这样，他关水龙头的行为才可被认定为道德行为。但是，又怎能证明水龙头不是他为了得到表扬而打开的呢？其次，评估制度存在漏洞。什么样的事情可算作好人好事？“美德储蓄”活动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好事或坏事，这就导致无法给大量的道德行为打分。再次，各种道德行为的评分标准很难确定。道德行为本身没有高下之分，道德行为的评分标准无法正确确定：是学生付出代价的程度，还是社会反响程度，或者是事情结果所带来的利益？这可能导致道德作秀以及小善不为等现象出现。最后，学生参与该活动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难以弄清楚。仅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没有得到行为主体情感上认同的行为，不能被称为道德的行为。 　　美德储蓄活动激励机制的失灵 　　在”美德储蓄”之类活动的赞成者看来，他的运行为学生道德行为的养成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却使做好事不主动要求回报的人得不到回报。只有按照规定做好事才是好事，做了好事没有按照规定上报，就不能称其为好事。假如这类行为不能被认定为道德行为，那么，“美德储蓄”活动的激励作用体现在哪里？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假如有些学生不羡慕这一“存款”，“美德储蓄”制度的设立就起不到作用。道德是通过舆论和主体的道德反省来调节人的行为的，“美德储蓄”活动使无德的人更心安理得。因为他们不羡慕那些存款，甘愿做道德上的叫化子。再者，做了好事的人也不愿意去存款，这种美德储蓄活动就难以继续维持。社会上类似于“美德储蓄”活动的兰州市红二社区“道德银行”，在运营两年后悄然关闭就是最好的说明。总之，个体的道德行为不能或不易在“道德储蓄”体制内得到确认，“美德储蓄”的整套激励机制归于失灵。 　　虚假道德行为的滥觞 　　“美德储蓄”活动的实施会导致大量虚假道德行为的产生。美国著名实验心理学家、曾任堪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的C·D·巴特森()通过对道德动机的研究，发现人们具有实施“道德伪善”(moralhypocrisy)的动机，即在自己和他人“面前”表现得有道德，但只要有可能，就会躲避真正按照道德原则行事时所付出的“代价”。学生受到学校制度的制约，当道德储蓄簿上的分数决定了其操行评定或者所谓的道德形象时，有些学生就会为了道德分数而弄虚作假，如学生之间制造相互帮助的“道德事件”。在“美德储蓄”活动中，道德富翁们的道德水平并不一定高于那些道德得分较低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不断地去创造“道德事件”，才能保持高分，保持自己的道德权威形象，这一形象就成为他们的精神枷锁。而对于道德得分较低者，在道德上可能会感到自卑。正如杜威所批评的那样，在这种教育形式下，个人主义的方法和动机被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