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次分配制化经济法进路分析 .docVIP

我国三次分配制度化经济法进路分析 　　关于“第三次分配”这样一个概念，最早是由厉以宁教授提出来的，他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厉以宁教授关于第三次分配的定义被称之为“捐赠说”。从今日的情形看来，“捐赠说”也比较符合现实的慈善捐赠的形式。对于“第三次分配”，可作如下之界定：“第三次分配”是某些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基于道德的考量，在自愿的前提下，将属于其的可以自由支配之财富捐赠出去，通过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对社会财富的重新配置发挥作用的一种分配的机制或者说分配方式。 　　首先，我国第三次分配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第三次分配进行规范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制度化框架未能形成。尤其是相关激励机制的不健全更是影响了慈善捐赠的积极性。我国现有的规范第三次分配的法律规范主要一是税法，其中主要是关于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的法律规定；二是《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的规范，对慈善捐赠事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对我国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作用。但是，即便如此，我国对于以慈善捐赠事业为主的第三次分配的法律规范仍不健全，相关制度并未形成或起到作用，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法》中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及激励制度不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了公益性捐赠的税前扣除，所谓公益性捐赠是指企业或者个人通过公益性的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捐赠。但是我国对于公益性捐赠的税前扣除的比例较低，只是捐赠额未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30%，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则规定捐赠额最高可以达到应纳税所得额的50%都可以实行税前扣除。因此，较低比例的税前扣除额对于企业或者个人来说并不利于激励其慈善捐赠。二是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慈善捐赠的规定并不完善，其未能起到应有的规范与激励慈善捐赠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慈善捐赠的优惠措施的规定较为笼统，与税法的相关规定是多有重合，因此制度激励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对于慈善捐赠的监督机制也存在缺失。另外就是对于基金会之类的社会公益性团体的设立及管理限制较为严格，民间慈善组织得不得很好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进而导致第三次分配的功能无法得到很好的发挥。其次，我国第三次分配未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未能在第三次分配中准确定位并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我国的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存在着“职能偏差”。ii所谓的职能偏差，根据笔者的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职能缺位。这主要表现在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监管不到位，导致慈善事业无序，慈善的信用度不高。“郭美美事件”就是明显的一例。这直接导致慈善机构的信用度下降，慈善捐赠事业受到明显打击。二是政府的职能越位。主要是政府对慈善捐赠事业的直接干预过多，对民间慈善机构的准入门槛设立得过高，民间慈善事业并不发达。这也为第三次分配的顺利进行设置了障碍。最后，第三次分配以慈善捐赠为主要的形式，但是在我国的具体的慈善捐赠的发展上也存在很多的问题。由于设立条件的严格限制，我国慈善机构的数量和规模都相对较低，不利于民间慈善捐赠的发展；由于我国慈善文化的建设力度不够，企业和个人的这方面的意识较低，因此参与慈善的企业和个人的数量较少，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其对慈善捐赠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就根本不能与其产生的效益相匹配；还有就是我国的慈善捐赠缺乏主动性，而且大多都是一次性捐赠，缺乏慈善捐赠的长效机制，这对第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建设并不有利。 　　第一，完善规范第三次分配的法律规范体系，建立三次分配的制度化框架。这主要是通过一下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充分发挥税法对慈善捐赠的优惠政策，发挥其制度性激励功能。我国现行所得税法对公益性捐赠规定了优惠措施，但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税法的优惠措施力度较小，其制度性激励功能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因此，对于我国公益性捐赠的税前扣除额比例较低的情形，笔者认为在将来的立法修改的过程中，应该将公益性捐赠的税前扣除额的比例予以适当提高，至于提高多少以及提高的标准要结合我国的现状加以考虑并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同时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善款的退税程序也应当予以简化，提高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对于对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慈善捐赠，现行立法规定不能进行税前扣除，这对提高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并不有利，因此应当考虑对这种直接捐赠予以适当的税前扣除，这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直接救助以及在我国民间慈善组织不甚发达的情况下拓宽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