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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洞察政治信息传播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语言与行为的关系；交往关系与理解认同；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关联；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治活动主体在涉及政治权力的场合用来交流政治信息的特定语言、政治语言都显示出了很强的政治性特征、政治语言是政治和语言两个概念、两种社会行为的结合体、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是围绕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从总体上研究话语的施行、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着重研究了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交互能力”、话语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运用语言来理解和谈论世界，语言的运用就是话语的实践、人类的政治语言现象和政治语言活动；都是奠定在一定的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等，具体请详情见。 　　政治语言(thelanguageofpolitics，orpoliticallanguage)，也称政治语篇(politicaltext／discourse)，是政治活动主体在涉及政治权力的场合用来交流政治信息的特定语言，是政治交流的工具，是政治信息的符号载体。与一般的语言类型相对比，政治语言独具特色。政治性是政治语言的本质特征，因为政治语言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lakoff就明确的说“政治即是语言，同时语言也是政治。”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效果层面，政治语言都显示出了很强的政治性特征。政治语言交流一般处理大多数人所关心的公共事务，因此也打上了社会公共性的烙印。在政治传播中，政治语言是作为一定社会成员和集团沟通交流信息的工具而存在的。“正是通过它，政治人之间的心态才能互相洞察；政治信息的传播才能发生”。政治语言是为政治活动服务的，而政治活动是日益变化的，与此相应的政治语言必须适应其变化而具有时代特色。 　　政治语言是政治和语言两个概念、两种社会行为的结合体。从哲学层面来说，语言的两个中心问题一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二是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这是从两个角度看一个问题。要知道一句话的真假，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既要了解它和客观世界的关系；还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解语词的指称和意义问题。政治语言从根本上承袭了语言哲学的一般共性，但就其哲学基础，它的意义指向更具体、更有针对性。政治语言的性质决定了对政治语言意义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政治语言的分析之上，这种分析包括对政治语言赖以产生的交往场合、政治活动和语境的分析。对政治语言的分析需要在语言哲学的观照下进行。下面从四个角度对政治语言分析的哲学基础加以讨论。 　　一、语言与行为的关系 　　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是围绕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因为语言现象学所研究的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什么词。”政治语言主要运用在涉及政治权力关系的场合，比如，政治语言运用于立法、司法、行政等政治机构，活跃在政治演讲、政治宣传、公民参政议政、选举等场合，有时也运用于反映政治问题的文学作品或文艺活动中。为了有效传播政治信息，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政治主体在运用语言时，会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政治意义，服务于政治活动。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到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一不显示政治语言的伟大力量。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从总体上研究话语的施行，侧重从行为做事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就是要弄清“总的言语情境中的整个言语行为”，把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话语施效行为。话语行为(10cutionaryacts涂纪亮翻译为“以言表意”)就是要说出某个有意义(包括含义和所指)的语句；话语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s“以言施事”，同上)是指以一种话语施事的力量说出某个语句，如做陈述、提疑问、下命令、发警告、做承诺等等；语施效行为(perloeutionaryacts“以言取效”，同上)是经由说些什么而达到某种效果的行为，如使相信、使惊奇、使误导、劝服、制止等。奥斯汀把对语言的研究变成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研究。奥斯汀还在传统的评价话语的真假标准之外提出了“适当与否”的评价维度。人类在运用语言的时候会产生能预想和不能预想的各种语言效果，这些效果是社会性的，因此语言运用是改变客观社会的一种社会实践。政治语言从话语产生到作用于社会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实践。适当的政治语言会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而不适当的政治语言在不同的场合依话语主体的不同而造成严重程度不同的结果。 　　二、交往关系与理解认同 　　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着重研究了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交互能力”，他认为：当人参与一个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活动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承担下述有效性要求的义务：第一个有效性是，人要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以便被他人所理解。第二个有效性是，提供某种真实的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