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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 　　景区的旅游开发和商业化旅游活动的开展和经营给当地居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就业机会，带动和促进所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旅游发展也会对目的地社区造成很多负面影响［1］，旅游地“过度商业化”即为目的地旅游发展面临的困境之一［2］［3］［4］，学者倡导“有限制”的商业化［5］。控制目的地旅游商业化进程成为减缓目的地“过度商业化”，促进旅游地长远发展的重要手段。保继刚等认为，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目的地旅游商业化［6］。对于国内很多目的地社区而言，由于旅游业发展迅速，政府在旅游发展初期看重对经济目标的追求，而前瞻性措施不够充分，往往使得区域旅游商业化过度发展。因此，更多的目的地面临的是旅游商业化事后控制，此时涉及利益主体多样，社区即为其一。社区是目的地增长管理中特有的重要因素［7］，是旅游可持续发展宏观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机制［8］。旅游商业化的控制也就不仅仅属于政府干预的范畴，而扩大至社区治理层面。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9］。治理是针对“政府失灵”导致的“合法性危机”而产生的［10］［1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的管理活动［12］，是一种良性的协调、沟通和合作机制［13］。在当前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我国的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多为“政府主导”模式［14］。对于旅游地社区治理而言，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模式是否也是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的具体表征如何?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效果如何?其原因何在?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研究的基础材料来源于2009年7月和2010年8月在喀纳斯村的两次田野调查，通过对政府相关人员及社区居民进行访谈，非参与式观察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经营及政府管制等活动场景，获取了较为丰富的一手研究材料。在此基础上，以喀纳斯图瓦人社区为例，从社区治理视角出发，剖析在政府前期干预缺失的背景下，政府对社区过度商业化和社区过度参与进行社区治理时所采取的措施及过程、产生的效果及原因，为寻求有效的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模式提供借鉴。 　　一、喀纳斯社区旅游商业化历程及表征 　　1．喀纳斯村社区概况。喀纳斯村是禾木喀纳斯蒙古族自治乡下属的一个村，位于著名的喀纳斯旅游区的下湖口处，距离喀纳斯湖3．5公里，是大喀纳斯旅游区内的主要社区之一。喀纳斯村还是我国蒙古族图瓦人主要聚居的村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喀纳斯村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图瓦人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计，牧业人口占主要比重;经济结构单一，居民主要从事初级的畜牧养殖业及少量的农业生产，以往收入来源不足;生活水平较低，传统的牧业经济难以满足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因此，在旅游业进入之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原始、保守、封闭的低水平状态。喀纳斯原本为一个村落，但出于旅游开发的需要而被分为老村和新村。1999年，位于现蓝湖餐厅所在地的部分老村村民在政府的指导下，搬迁到现观鱼亭下喀纳斯河以西的区域，形成喀纳斯新村。此次搬迁过程中，原有的126户人家中53户搬迁到新村，38户留在老村，19户迁往自己新选择的定居点，其余16户搬迁到禾木村或白哈巴村［15］。现在的喀纳斯新村和老村之间相距约4公里，有旅游区间车相连通。两村面积之和约3平方公里，至2009年底全村人口238户、787人。其中，蒙古族图瓦人666人，占全体村民的85%，哈萨克族97人，回族20人，汉族3人①。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喀纳斯村具有独特的图瓦民族风情、特色小木屋建筑和民族风味饮食，成为了旅游区内对游客有较大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之一。 　　2．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表征。喀纳斯图瓦人社区目前主要的商业形式为民族家访、旅游纪念品店、超市、马匹租赁及纪念品摊位经营等。民族家访。民族家访是喀纳斯村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方式之一，拉动了部分村民就业，是融合民居参观、服饰及歌舞欣赏、民族饮食品尝以及民俗体验为一体的社区旅游形式。这种舞台化、表演化的产品成为团队游客最常参与的文化娱乐项目之一。超市。在喀纳斯新村和老村，分布有约十家超市，面积大的三十多平方米，面积小的仅十几平方米。超市主要针对本地村民及景区内的务工人员，针对村民的超市营业时间一般为全年，另外一些则仅在喀纳斯景区开放的时间段内营业②。超市内售卖的多是油、盐、酱、醋、蔬菜、烟、酒等基本生活用品，较大的超市还卖衣服、鞋帽，并提供手机话费充值服务。旅游纪念品店。旅游纪念品店主要分布在游客经常逗留的老村。在喀纳斯老村游客来往较频繁的公路两旁，分布有芒达勒西、大红鱼、奇石缘等6家旅游纪念品店③，售卖的纪念品一部分是从阿勒泰或乌鲁木齐进货回来的标准化商品如手链、手机挂坠等。另一部分则是喀纳斯当地及周边区域的特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