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学的思解析 .docVIP

教育行政学的思想解析 　　本文作者：吴 涛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 　　通观李建勋的教育行政研究可以发现，两次赴美留学的所学所感，对李建勋教育行政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次留学美国期间，李建勋曾两次参观美国全国教育会议，会后感触良多。虽然也有针对美国教育行政的“省自为政，中央无统辖之权”［3］(P3)而提出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美国全国教育会的民主化、专门化和专业化等特点所表现出的赞誉之情。对于“美国全国教育会，内分三十余部，每部有若干委员会，每委员会有专家若干人”，“自蒙小教员以至于各省教育科长及中央学务局长，均为教育会会员，……一问题之发生也，经该会议决及公众认可后，即可见诸实行”［4］(P32－P33)等情形，李建勋十分赞赏，并且认为这些正是中国教育联合会所缺乏和亟待完善的。尽管只是参观和旁听，但李建勋在这两次美国全国教育会议中所收获的，却绝不仅仅是两篇参观记而已，其集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行政学思想的形成，实是导源于此。1921年回到国内以后，李建勋在北京高师讲授教育行政学课程的同时，继续思考着中国的教育行政问题。一次在平民教育社的讲演中，李建勋总结了中国当时教育行政的五个重大且急需解决的问题，即教育法律问题、民意机关问题，调济人才问题、促进专业问题和学款分担问题。通过对这五大问题的分析和总结，李建勋的教育行政学思想开始初步形成。在教育法律问题上，李建勋认为，“民治国，宪法上一定要有教育法律，所有教育部应做的事，和总长、厅长、视学等应做的事，统统用明文规定出来”，“教育法律定了出来，人民即可执之以为促进教育的鞭策。”在民意机关问题上，李建勋认为，“中国教育的机关，即使不能完全由民意组织，也要有一部分民意。使人人有合作的机会，人人有作事的兴味，民治精神，方能发展，办事成绩，方能优良。”在调济人才问题上，李建勋认为，“作事任劳的人，反比高坐堂皇的人薪水减少，这是极不公平的”，因而主张“提高劝学所长及视觉资格，以高师卒业以上为限，增加劝学所长及视学薪水，使他们安心尽力”。在促进专业问题上，李建勋认为，应通过薪金制度、休养制度、职业保护令等经济手段和夏期讲习会、半工半读、参观旅行等学业手段来培养和造就教育专业人才，促进教育行政的专业化。在学款分担问题上，李建勋认为，“地方对于教育，仅须担任建筑及设备费。其他费用如教员薪金、年功加俸等则由中央与各省供给之。即使不能完全担负，至少亦必担任其一部分乃有指挥之权，而使各地得平均发展之势。”［3］(P13－P14)从李建勋在上述五个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可知，强调教育立法和民意教育机关，主张调济人才和促进专业发展，正是其追求教育行政的民主化和专业化的体现;而提出由中央和各省与地方共同分担学款，以保证各省与中央同时享有对地方教育的指挥之权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李建勋的教育行政集权化思想。李建勋教育行政集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思想，在他第二次留学美国期间所撰写的《直隶省教育行政组织之改革案》①中，得到了更为明确而具体的表述。这份改革案乃是“斟酌吾国之国体、民情，及参考美国由百余年经验所得之理论及事实而成”，其讨论的重点即为“省集权、民治制及专业化之教育行政组织”三个方面。［5］(P1)李建勋在改革案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教育行政的三大弊端:其一，“中国幅员阔大，各省需要未必尽同，若强为集权而划一之，中央有鞭长莫及之势，地方受削足适履之苦”;其二，“国号共和，政权民治，若专靠官吏，则民意弗属，教育难期长足进步”;其三，教育行政机关为各种教育活动之原动力，倘非专家主持其间，进行则若无指引。”［5］(P1)中央对教育的集权而划一，正表明各省无教育立法与行政的实权;而专靠官吏，缺乏民众同情，且无教育专家主持其间，乃是由于未能构建保障民意的教育法律并缺乏对教育专业人才应有的重视。基于上述认识，李建勋在对比了中美两国教育行政状况之后，便提出了各省应“组织一种教育行政机关，包有董事会以事立法，及教育专家之教育厅长以司行政”［5］(P17)的改革主张，并给出了改革现行教育行政制度的具体方案。他认为，省教育董事会应由省长和全省公民共同选任，以无党派及行政职务的著名教育家及有名望之人物任之，教育厅长则由省教育董事会任命，以品行端正、有博士学位(或得学士学位后复受三年教育训练)及从事教育事业三年以上者任之;省教育董事会任期应定为14年，教育厅长任期虽不固定，但“第一年后留任者，其后四年不得更动”，以避免教育厅长任期“以教育总长及省长之喜怒为转移”［5］(P9);省教育董事会具有立法、任命、监督和管理等职权，教育厅长为省教育董事会及教育厅之行政首长，教育厅长之下分设教育厅各股(包括教育研究股)，由“有教育训练之人员组织之”［5］(P34)，以实现其作为专业领袖(制定并执行教育政策，对各级各类学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