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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问责的发展趋势及计策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历程 　　传统的科层问责制行政问责，在这个金字塔型的人的纵向等级权力结构中，各部门职能的专门化，形成各自的管辖领域，各司其职；组织层级自上而下层层递解，精密分工与协调；计划、执行和监督等职能高度重视；强调严格的分工和岗位责任，对上级和对正式规定严格负责，排斥自由裁量权。问责制度是韦伯的科层制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特点是强权式自上而下的严格的岗位责任承担与追究制度。在各国科层制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严格的责任承担与追究制度至少在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成为基本的要求。科层问责效果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上级无人问责。科层制问责作为行政机构内的问责，是自上而下的。问责结果的公正性难以保证。由于问责程序是由上级启动，下级就有可能成为本应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上级的替罪羊，或者上级利用其权力去影响问责程序而包庇下级。只注重事后问责。将行政问责当成了一种事后被动的善后程序。但是事件已经发生，对责任的追究无法挽回损失。容易走向“人治”模式。上级对下级进行问责启动全在于上级的自由裁量，取决于行政权力，因此人治色彩较浓。当代新公共管理问责制传统的科层制由于严格的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和标准化在２０世纪初期取得了的成功，但是，社会也面临着官僚化的非人格化、技术化、体制僵化的弊端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负面效应。由于人们对于效率、公平、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强烈渴求，在公共行政体制中，社会开始呼吁阳光机制，对政府问责的诉求由此而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起新公共管理理论奠定了当代问责制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过度规范化、法制化和过多控制的情形下，如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改善政府的管理绩效。该理论认为，需要在公共部门内部创立市场竞争机制，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通过竞争实现高效率和低成本，创造良好的管理绩效。在新公共管理中，责任概念的内涵远远超过了法律上的义务和制裁。包含着对受托者职位和资格进行判断的能力责任，包含着掌权者对选民负责的政治责任，也包含着对公共利益负责的公共责任，还具有促使责任主体行为、决策、判断必须合乎道德和伦理标准的道德责任。问责中的惩罚转变为一种监督机制，架起了政府与社会公众沟通的渠道，发挥提高效率和改进自身服务的功能。其一，问责主体的多元。从问责主体的角度区分，问责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行政体系内部对其成员问责。异体问责则指行政系统之外的权力主体，尤其是公众作为问责主体参与问责，已经是当前政治问责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世界银行近年来一直将发展社会问责视为改进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希望“通过普通公民或市民社会组织以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方式来推进行政问责”。问责主体的多元化不仅是主权在民的内在要求，也是权力制衡的内在要求。其二，民主参与。民主参与主要体现为社会问责的出现。社会问责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民的参与。通过公民的听证、质询、监督，政府直接面对公众的疑问并做出解释，承担责任，改进政府的行政决策、执行方式，优化行政效果。二是媒体的监督。三是社会利益团体的影响与作用。社会利益团体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以组织成员的利益诉求作为政治参与优先考虑的内容，成为行政问责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其三，全程监督和全面监督。当代行政问责制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辐射到行政权力履行的全过程，使决策者、执行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是把原有的事后结果追究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多重约束，把惩前和毖后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有关问责中的关系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等观点统一起来，使行政主体回应外部需求和改进自身工作的能力增强，从而提高工作质量和绩效。 　　二、当前我国高校教育行政问责的问题 　　２０世纪末期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促使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历史跨越，也极大的促进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大众化时期的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如公共财政拨款的缩减、教育质量和公共性降低、高等学校对社会的快速变化难以产生回应、公众的满意度持续降低等。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这些问题具有国际化特征，这些难题也曾困扰了美英等发达国家。为克服这些问题，西方国家开始引入以绩效为核心的高校问责制。西方发达国家的问责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表现出问责主体、问责内容、问责方式多样化，问责程序化的特点。问责主体包括除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还包括高校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管理者、家长、校友、债权人、用人单位、赞助机构、中介组织、工商业界等；问责制的内容主要分为经济问责、学校监护问责、学校专业水平问责、学校预备问责、学生实际学业成绩与资源利用关系等方面。问责的方式主要有分权问责、专业问责、市场问责、管理问责等；问责的流程包括职责、指标、评估、报告、奖惩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层面还缺乏相应的关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