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北京大学人文学部.DOCVIP

PAGE PAGE 1 文学性本文曾以《文学性》为题发表于《外国文学》，2003年第5期，第51－63页。 本文曾以《文学性》为题发表于《外国文学》，2003年第5期，第51－63页。北京大学申丹教授和山东潍坊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少文对本文提出过宝贵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北京大学英语系 周小仪 摘要：“文学性”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题目。早在20世纪初，这个问题就开始灸手可热；而时至今日，学界对此仍然争 论不休。在中国，倡导“文学性”的文章几乎覆盖了文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文艺理论、西方文论、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现在的学者对“文学性”的光彩内涵拥抱者多，赞誉者多，批判者寥寥。本文追溯了历史上有关“文学性”的诸种观念，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文学性”概念的主要内容：1) 作为文学的客观本质属性和特征的“文学性”；2) 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的“文学性”；3)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活动和主体建构的“文学性”。本文认为，没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客观的“文学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文学性”。在中国，“文学性”概念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关系的集中体现，是生活实践中飘浮的能指，是东西方文化关系结构的“转喻”。 一、“文学性”及其理论背景 文学性 (literariness) 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 · 雅柯布森 (Roman Jakobson, 1891-1982) 在1920年代提出的术语，意指文学的本质特征。雅柯布森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Lemon and Reis, 107) 在这里，“文学性”指的是文学文本有别于其他文本的独特性。在雅柯布森看来，如果文学批评仅仅关注文学作品的道德内容和社会意义，那是舍本求末。文学形式所显示出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才是文学理论应该讨论的对象。对于雅柯布森和他同时代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来说，“文学性”主要存在于作品的语言层面。鲍里斯 · 艾肯鲍伊姆认为，把“诗的语言”和“实际语言”区分开来，“是形式主义者处理基本诗学问题的活的原则。”(Eichenbaum, 9) 雅柯布森则进一步指出，“文学性”的实现就在于对日常语言进行变形、强化、甚至歪曲，也就是说要“对普通语言实施有系统的破坏。”(See Eagleton, 2) 英国批评家特雷 · 伊格尔顿通过比较如下两个句子通俗地解释了上述“诗学原则”：“你委身 “寂静”的、完美的处子。” “你知道铁路工人罢工了吗？”即便我们不知道第一句话出自英国诗人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查良铮译)，我们仍然可以立即作出判断：前者是文学而后者不是。(Eagleton, 2) 两者在外观和形式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别：第一句用语奇特，节奏起伏，意义深邃；第二句却平白如水，旨在传达信息。因此一旦语言本身具备了某种具体可感的质地，或特别的审美效果，它就具有了“文学性”。 “文学性”从形式的角度探讨文学，是历史上研究文艺本质属性的众多版本之一。虽然古代西方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但是对诗歌本质进行深入探讨已不乏其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有头有尾有中间段， 不应太长也不应太短；要具备类似有机体那样的完整统一性。(亚里士多德，74) 不过这种解剖麻雀的方法有些枯燥，对那些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作品难免有些削足适履。于是后来的浪漫主义诗学虽然也强调有机统一性，但作出了相应的情感补充。华兹华斯认为，“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见刘若端，6) 因此，有机统一性还须加上情感表现性才是文学的本质特征。不过表现说并不能涵盖一切文学作品。有些哲理诗，如富有“理趣”和“奇想”的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歌，就不以情感表现为己任。所以后来象征主义诗人认为形象才是“文学性”的核心内容。文学创作就是要有形象思维。形象是文字表达具备艺术性之关键所在，是“情”与“趣”的物质载体，是形式的审美体现。“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 (Lemon and Reis, 5) 形式主义产生的文化背景就是当时俄国流行的象征主义诗歌和以“形象思维”为核心的象征主义诗学。但是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看来，“形象只是诗歌语言的众多技巧之一。” (Lemon and Reis, 9) 形象也非一切文学作品所固有的特征。特别对于某些散文作品来说，形象并非决定性因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历史上众多的说理文、布道辞、书信和某些哲学、历史著作并没有过多地使用具体可感的形象，但仍然极为可读，不失为艺术性很高的“文学”。如果仅仅用“形象性”衡量一切，就难免以偏概全，把许多优秀作品拒之文学殿堂之外。 俄国形式主义者试图发现“文学性”更为普遍的原则，并从语言入手。雅柯布森强调“形式化的言语”(“formed spee